双龙牌镜箱。中国最早带商标的木质干版镜箱。1930年代制作
双龙牌相机。早期上海倪明记照相器械厂制造。木制。
仙乐牌120相机。1935年由上海义昌机器厂厂长兼工程师郑崇兰设计开发，因抗日战争被迫搁浅，后于1947年由上海维纳氏电影照相器材公司（前身即义昌机器厂）生产。以英文商标Selo命名，主要面向国外市场。产量200余台。
万林相机。据目前考证结果，为1940年代上海万林公司产品
新中国第一批相机。上海市第一照相器材生产合作社制造。木制。
向阳牌相机。合作社转为公私合营后第一批相机。公私合营上海联合照相器械厂制造。木制。
七一牌120相机。新中国第一台高国产化（镜头玻璃原材料除外）照相机。中国120相机和折叠相机的鼻祖。公私合营天津照相机厂1956年下半年研制成功。成品约40台。未投放市场。1959年11月2号《新民晚报》新华社报道中称“我国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天津诞生的”，即指七一相机。
大来牌120双镜头反光相机。1957年4月研制成功。中国双反相机的鼻祖。新中国第一家照相机厂——公私合营北京大来照相机厂（北京照相机厂前身）制造。成品100余台。
天池牌单镜头反光相机。1950年代末为纪念建国十周年研制，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科技含量最高、工艺水平最精的相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光学研发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同时代的国产相机中一帜独树。由号称“新中国光学摇篮”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制造。1960年邓小平视察该所时曾给予天池相机高度赞扬。成品在10台左右。出于保密等因素考虑，未投放市场。
上海牌58-Ⅰ型相机。中国第一部以工业化流程生产出来的照相机。1958年1月出产。中国旁轴相机的鼻祖。上海市钟表眼镜公司（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大型照相机厂——上海照相机厂前身）制造。镜头由长春光机所设计，镜片由上海吴良材眼镜厂加工。产量1198台。
上海牌58-Ⅱ型相机。58-Ⅰ型的改进型。中国第一台大批量生产的照相机。1958年底研制成功，次年9月上市。建国十周年献礼产品。产量11888台。
紫金山牌Z135-Ⅰ型相机。中国最早的单反相机之一。1958年9月开始设计开发，1959年上市。南京电影机械厂制造。产量不足1000台。
上海牌DF型单反相机。1964年由上海照相机厂生产。此机的研发成功为中国相机产业奠定了初步基础，为1966年海鸥DF相机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成品不足100台。
以上所列，仅是长春中国照相机文化博物馆馆藏之冰山一角。在这里，从早期的木质镜箱到2007年嫦娥一号三维立体相机，其间制造、生产的千余种国产相机蔚然麇集，俨然一部中国相机发展史。对我而言，这是一部可以碰触、可以摩挲的历史，和在故宫里仰面瞻仰那些真迹或非真迹，又有不同。完备的相机发展史，不单要在宏观上链条不失，也应有它的厚度，惟其如此才能丰盈饱满。航拍相机、工业相机、立体相机、千人合影转机、12英寸大型外拍机、具有特殊用途的微型相机、长春牌第一台国产一次成像相机、新中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缩微仪、98抗洪纪念相机（惟一带有八一标志的相机）、港澳台生产的相机，如此等等，自然属于博物馆搜罗的“不寻常”，但它也在种种“寻常”上倾尽了全力——简易相机、傻瓜相机、卡通相机、印着国外名机商标的山寨相机……馆主周焕臣的说法是：“不少人觉得是垃圾，我捧回来。只要是国产的相机，在这里就有它的位置。”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粗制滥造”的相机一排排摆放在博物馆里，恰如吴道子所画钟馗的第二指，赋予整幅画作无限的气韵生动。
馆藏最大相机：1930年代24英寸制版照相机
馆藏最小相机：仅一元硬币大小
日本藏家陆田三郎在《中国古典相机故事》里作感叹语：“今天，即使是日本的相机店里的最新型数码相机，只要你把它翻过来看看，就会发现大多是中国制造……”国人读到这里不必激动，因为陆田先生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扯不上中国的技术和工业水平，倒是周焕臣的收藏，落脚点在“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上面，每一台相机都带着鲜亮亮、活泼泼的本土烙印（虽然其间国产化率也有差异），汇集在一起构成了敦敦实实的中国相机工业的演进史。博物馆馆名却未称“照相机工业”，而是“照相机文化”。我理解的博物馆的思路是：收藏国产照相机以及与照相机有关的一切。这个“一切”，包罗万象。从早期的镁粉燃放器一路到高级万次闪光灯构成了闪光灯系列，早期天津生产的七星牌玻璃干片、新中国第一代东方红牌胶卷等各种胶卷勾勒出国产胶卷的历史，早期的双龙相纸、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生产的新中国第一代公元牌相纸等描绘出国产相纸的发展面貌。还有诸如1925年北京照相学校的招生简章、1930年王开照相馆的取相收据、仙乐牌“透明照相水彩天然色”（用于底片着色）、新中国第一代放大机——大来牌放大机、1954年长春铁北玻璃厂磨制出的中国第一块稀土光学玻璃、上海华昌工业社等生产的十多种照相角（一角钱50个，用于在相簿上固定照片）、各种显影粉定影粉显影罐、具有代表性的光学镜头、五花八门的玩具相机（嵌有照相机模型的玩具），连同那300余册摄影图书、杂志（如1913年商务印书馆《新编摄影术》、1923年康有为题签并作序的欧阳慧锵著《摄影指南》、1926年林泽苍、高维祥合著《增广摄影良友》、《晨风》、《飞鹰》、《天鹏》、《晋察冀画报》），堪称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不惟是一门产业史，也具备了文化史的诸般好看之处。此中良苦用心，透显出博物馆的最大魅力。
这样一座博物馆，只与历史有关。收藏国产相机，是在从岁月深处蜿蜒出来的一条道路上摸寻、捡拾，这条路已经有了尽头，看不出有延伸下去的可能。当然，目下国内还是有一些专门用途照相器材和数码相机问世。但是，作为在国计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具备相当规模的一门产业，中国国产相机已经整体性地退到了历史的后台。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在山东省内小小的临朐县竟然也曾有过照相机厂，而且直到1982年的时候还在生产着灯塔牌座式相机。曾经一度，中国是相机大国。照相机厂林立于全国各地，从大型座机到快门测速仪到照相角都有生产，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产业体系，“由中国制造”的相机向西欧、日本出口。和日本的情形一样，中国的相机产业也是从仿制起步的，但中国终于没有能够积淀出自己的尼康。周焕臣认为：“五十年代时我们是高起点、高起步。我和朋友们掐着指头算过，当时世界上能生产相机的国家也就十几个，中国是其中一个。我们生产的好多镜头，质量非常高。前些年有一次去西藏拍片，我拿的是配1.5倍增距镜的出口德国的海鸥双反，他们有带林哈夫一类的大画幅的，片子放出来一看，他们都说，服了！但是，我们的相机，机械部分总是不过关，说不定什么时候哪儿就给你出毛病，拿它来干活儿，不行。有人曾经写过文章，从螺丝看国产相机，也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国产镜头，陆田三郎对长城镜头，日本相机专家田中长德对红旗镜头都曾叹赏不已，可作为周焕臣的看法的佐证；而他谈到的国产相机的软肋，我相信在好多摄影人那里都留下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中国相机发展史上，有一条被人忽视的线索，业内称为“自己做相机的”。清代有黄履、邹伯奇，20世纪初有陈公哲、钱景华，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战士刘博芳、康健（一写康建）等在1941年做出了24英寸座机，其后有张印泉，建国后有张国栋、郭嘉平、赵永生、吴湘春、陈文坚、邹小朋、樊国荣……还有一些制作者，留下了相机，却没能留下名字。他们或源于时代感召，或出自一己兴趣，苦心雕琢，终有所成。他们或投身于抵制洋货的运动（1930年代刊行于举国危难之际的《飞鹰》杂志就曾多次呼吁国人要自己研制摄影器材），在面目狰狞来势汹汹的进口产品的威逼下，举步迎了上去；或主动选择站在工业化大潮之外，在相机的每一个零件上留下了手的温度。无论是面对群体、潮流，抑或是复杂精密的技术，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挑战的姿态，“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借用徐悲鸿自书联语），把一个个孤独而倔强的背影抛给了后人。在周焕臣看来，身后这部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又岂止是遗忘了“自己做相机的”。其中最为遗憾的，便是：这是一部尚未被国人认真书写过的历史——在公开出版的介绍国产相机的图书中，收藏圈内经常提及的有两本，一是美国藏家道格拉斯·圣丹尼（Douglas St Denny）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照相机》（Camera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是日本藏家陆田三郎的《中国古典相机故事》，惟独不见国人自己的成果行世。我在写作本文时，便时不时因为资料的稀缺而使行进中的思路遭到突然阻截。国内专事国产相机收藏的，屈指可数。他们多年来在荒僻“小径”上低头捡拾，为中国的一段历史抢救着“证物”（在“天天向上”的数码时代里，在进口数码相机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收藏在象征意义上越来越接近于证物），何曾得到过鲜花与掌声？当他们将已倾的大厦的片砖只瓦积攒得初现规模之际，只有若干媒体出于好奇心探头探脑地前来打问，弄出几篇带着“花边”和“噱头”的报道，把负载着历史与文化信息的国产相机当作花哨的气球，拿来逗小孩子们的开心一笑。严格说来，周焕臣们的努力，其对象往往限于照相机一类的物质遗存，远不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相机文化发展史。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抢救成果，即便有一天撰写出来这样一部历史（会有那一天么？），也只能像柏拉图记述的“大西洲”一样虚浮缥缈。那将是一部遭到后人不断怀疑的历史。国产相机的历史，直接见证了1949年后中国光学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以及电子工业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从国人自己制作的镜箱出现伊始，这部历史便一直在政治风云中隐伏、跌宕，如1949之前在民族工业主体性诉求上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产相机逐渐形成产业，整体性地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资料显示，1957年时京津沪三地共生产相机200台（大体代表全国产量），而到了1958年，全国相机产量遽然飚升至21000台，次年更以火箭速度改写为104000台。文革期间，照相机厂仿佛一夜之间便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连“成本低于价格”这条最基本的经济常识都不管不顾，好多机型都因成本过高而胎死腹中，实际上使中国的相机产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国产相机的历史中，可以触摸到百年中国政治变迁的一条脉络。但这些还不是追索身后这段历史的最重要的理由。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是：国产相机曾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一直以来，中央及省市各级新闻单位配备的多是进口相机，在进口相机忙着参与权力话语书写的时候，民间话语便自然而言地要依赖于本土相机方能得以表述，并在某些场合下以对抗官方话语的姿态出现（四五运动中行使记录功能的大多是国产相机）。而民间话语，便是本文开篇提及的各种纪念照片所凝结的影像。通过家庭合影，国人反复强化着血缘上、伦理上的家庭观念，将其作为维系家庭秩序的手段之一；而那一张张在人生重要节点或幸福时刻留下的照片，则无疑支撑起了一部部中国人的私人史，使他们的私人记忆具有了可靠的依凭，也温暖着一颗颗逐渐成长及至走向晚境的心灵。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手捧相簿，共同回味着往昔，此情此景的令我心动之处，要远胜于一批学者就某张历史照片进行考证后发出的高言妙论。而在普通中国人的私人记忆里，也包含着在照相馆和公园留影时需要一次次面对的物什——照相机。这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在周焕臣的博物馆里频发感慨的原因。国产相机虽然拥有庞大的生产量（仅海鸥4型系列就前后生产了270多万台！），但毕竟售价昂贵，在我的记忆里，是多数家庭无力“供养”的。那拥有相机的少数人，也因为胶卷和冲洗的费用而无法随心所欲地拍摄。所以，不管是自己有相机的或是需要去外面照的，国人通常只在经过精心选择的时刻才去面对相机镜头。他们把这些时刻看得十分宝贵，我印象中以前就有不少人在每次翻看家庭相簿时都会因为自己某一次表情不够理想而流露出遗憾。你尽可以批评国产相机做工粗糙，成像欠佳，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国产相机曾以如此亲密的方式渗透进无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在较为压抑沉闷的社会氛围里调剂着国人的神经。倘若国产相机精品迭出，但与普通人的生活了无瓜葛，那样的相机发展史，堂皇倒是堂皇，却也甚是无趣。除开个人和家庭纪念照片，另有一类半官方、半民间的照片——证件照。数十年间，凡是证件，都要到照相馆去照，通过“国机”得以实现。在这里，国产相机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充当了国家机器对于公民的身份实施认定和认同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它也帮助个体在主观上完成对于身份建构的某种努力。座机具有的仪式感，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身份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地位。国产相机有足够的理由进入中国摄影史的撰写。这不仅是因为照相器材（包括早期镜箱）是摄影影像的物质依托，还因为照相器材的发展有时对摄影形态构成直接的影响。兹举一例。周焕臣曾在延安购得海鸥牌大型外拍机一台，据他讲八十年代时有好多人在宝塔山下拍照留念，但宝塔太高，始终无法将众人和宝塔拍到一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发出了这款相机。直到某种外拍机问世，某种类型的合影照片或群众照片才成为可能。如同在24毫米镜头发明之前，人类对于24毫米视角下的影像世界是无从想像的，对该视角下的透视关系更是浑浑噩噩。离开了国产相机去撰述中国摄影史，恐怕也是一种缺憾。在中国照相机文化博物馆里，那密匝匝的照相器材，仿佛每一件都在低声述说着一段往事。而所谓“文化”，就是由它们的“言外之意”构成的吧。因为这“言外之意”，那些历史的陈迹遂有了温润的光泽。
已是昔日黄花，光环不再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