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多城取消积分入户 宽松户籍政策抢夺人口红利
放松落户条件，正在成为珠三角多个城市户籍政策的共同趋向。近日，深圳市发布《关于深圳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其中提出，2018年，深圳将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年末在册户籍人口达到480万人。2016年，深圳户籍人口大幅增加49.8万，达到404.8万，增幅为14.0%。2017年的户籍人口数据尚未披露，但常住人口增长了62万，为近年来的峰值。
这得益于深圳近两年宽松的落户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者即可直接入户，并且不设指标数量上限，这一门槛甚至低于诸多二线城市。根据480万户籍人口的目标，2018年深圳将延续这一宽松政策。
东莞、中山均于不久前取消了积分入户政策，代之以门槛相对更低的核准入户，珠海也从2017年采取了类似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并参加社保达到相应年限的普通劳动者，都被纳为了“争夺对象”。
珠三角地区拥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无论是一线城市深圳降低人才认定标准，还是东莞、中山、珠海的目光从“抢夺人才”转向“抢夺人口”，这几地的人口政策或许带有某种风向标意义。
珠三角多地降低入户门槛
2月2日，东莞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根据方案，符合“参加城镇社保满5年且办理居住证满5年”的条件即可入户，这也意味着，新办法代替了东莞实施8年的积分入户政策。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印发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不得采取积分落户方式。
但在2016年，东莞全市常住人口已达到826.14万人。与深圳类似的是，东莞的人口倒挂现象同样十分突出，2016年户籍人口仅200.9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24.3%。
在此前的积分入户制度下，学历、技能、房产等条件往往占据了较高的分值，核准制的条件则更为宽松。
根据上述方案，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人口等8类重点群体落户全面放宽。“十三五”期间，东莞将努力实现50万左右非户籍人口落户。
1月23日，中山市出台《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全面放宽放开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推动非户籍人口落户。
中山市的方案提出，在中山连续居住满3年、连续参加社会保险满3年并有自有住房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申请落户；连续居住满5年、连续参加社会保险满5年，没有自有住房但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申请落户。
此前几日发布的《中山市流动人员申请积分制管理须知(2018年度)》则显示，中山已取消积分入户制度。
常住人口数量低于300万的珠海从2017年起停止执行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根据新政，10类人可直接核准入户：合法稳定就业满5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参加社会保险满5年，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均可申请入户；夫妻投靠不再有结婚满5年的限制；父母投靠子女不再设年龄和身边有无子女的限制等。
而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在人才入户之外，于2017年启动了积分入户政策，为长期在深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员开辟一条与学历、技能完全无关的新入户渠道。在一线城市普遍严控人口的背景下，深圳这一举措被认为给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入户机会。
人口战略关乎城市经济活力
与2017年各地轰轰烈烈的人才争夺战相比，珠三角地区放宽的户籍政策，很大程度上面向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才”。
东莞、中山等地尤其传递出对普通劳动者的欢迎。一个背景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式微。在全面二孩放开的第二年，出生人口和住院分娩人数已经出现下降态势。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比2016年的1786万减少了63万，下降了3.5%。
哈工大(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黄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过去人被视为管理对象，在出现交通拥挤、就医困难等问题时，政府的反应很可能是控制人口，但现在人更多被当作是创造财富的要素。留不住人，就更谈不上留住人才。城市的经济活力，在于能够给不同层次的人提供机会。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曾告诉记者，珠三角地区率先感受过用工荒的压力，包括深圳、广州在内，在人口控制方面相对温和。
在广州刚刚发布的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草案中，到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000万人左右，同时按照2500万管理服务人口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孙不熟认为，这一数量基本与北京、上海的人口规模相当，这也是广州新版总规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孙不熟一直在呼吁广州敞开怀抱，继续引进增量人口。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城市竞争是人口竞争。尤其是在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的背景下，人口增加，一方面有利于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继续吸引人口集聚。
事实上，在就业机会的吸引下，城市的常住人口或实际管理人口已经代表了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但户籍政策往往更能释放一种信号：城市有没有提供真正让人留下并享受均等服务的可能性。这也关系到，常住人口能否变得更加稳定。
李宇嘉告诉记者，以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本身有较强的人口吸引力，并且享受过人口大量流入的红利，但在过去并未注重给劳动者提供相应的福利。在大规模工业化后，城市需要发展后劲，在有地方财力作为支撑的背景下，给予外来劳动者户籍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进一步吸引人口集聚，这是新阶段的特点。
(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 2018年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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