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我们学得了吗
如李光耀所言，“人人拥有住房，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责任。”
近期，我国重点城市的主政者，都在为如何控制房价烦恼。因为，即便全款购房，也挡不住置业热情，不得不祭出政策空间逼仄的“摇号”。日前，笔者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者再次谈起“学习新加坡”。事实上，向新加坡这个中华文化色彩浓厚的国家取经，并不是新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小龙太震撼，驱使国内考察团一拨接一拨，对新加坡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目前，新加坡90%的人拥有住房、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0平米，年轻人进入社会2-3年内就可以买套房。每个社区都很漂亮，附近的学校质量都是一样的，每个社区400米内都要建一个公园。很难想象，7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人口密度（7697人/平方公里）全球第一，每年都向全球引进人才（我国一些文艺界名人也是新加坡公民），居然有如此骄人的住房成就。
谈起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政策，就不能不提“组屋”，这被认为是新加坡伟大住房成就的基石。目前，新加坡有600万居民，80%的人住在组屋中。组屋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商品房，也是保障房。借助低价征地、低息贷款、中央公积金，大多数居民的住房诉求都能满足。即便是对于20%的最低收入人群，政府可提供房价70%-75%的补贴，其余的可申请30年期的低息贷款。
为何新加坡采取近乎完全保障的模式？这要从新加坡建国说起。二战以后“去殖民化”运动中，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本来要加入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邦，但是，新加坡很独特，它是英国长期开拓的一个横贯东西方的国际港口，75%的人口是下南洋的华人，经济发达，李光耀要求平等，这与周边穆斯林国家的特色、治理模式、认同等完全不同，新加坡走上独立之路。
向来，华人社会不怎么认同离乡背井、定居海外。二战后，新中国汲取现代知识，向海外华侨寻求协助。身份认同的驱使下，很多爱国华人华侨回到祖国，这对于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一个挑战。另外，二战后民族主义自豪感崛起，荒草丛生，连淡水都没有的新加坡，别说华人，就连占14%的马来人、9%的印度人、2%的其他人，也有可能用脚投票而一走了之。
形势严峻，李光耀政府首先要做的是，把人民留住，这是立国之本。用李光耀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的讲话来说，“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在一个完全是移民组成的多元宗教、文化、语言的国家，要把人民留住，认同这个国家，就必须实现全面融合，将多种族社会打造成多元文化国家。因为，经济混乱可以重回正常，但社会混乱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
获得身份认同，实现全面融合，每个人都要有一方土地。就如李光耀所言，“人人拥有住房，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责任。”从1960年新加坡自治时就提出“居者有其屋”。认同和多元融合，也驱使全国700多所学校、公园等公共服务，都要平等分配。为此，威权把土地低价收归国有，银行贷款要低息，任何单位都要强制建立公积金。
这种独特的体制下，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房价不允许上涨，也不可能有多大上涨空间。笔者认为，新加坡是个独特的国家，全球难找第二个，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也是独特的，其形成有着严格的、多维的历史先决条件，甚至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城市规划和管理，也意在增加人民的国家主义自豪感。因此，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只能领会其魂，而非学习其形。让人民留下来，这是最该学习的地方，也是当前国内各地功利性人口政策值得反思的地方。
（李宇嘉 作者系资深地产研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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