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品清湖到鄱阳湖
作为汕尾人，都熟悉品清湖。作为汕尾人，周末游鄱阳湖，感受不一样。水域辽阔的鄱阳湖，是仅次于青海湖的中国第二大湖泊，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边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发达的水系巩固了古代余干的文化及经济地位。李白、杜甫、刘长卿等皆有从水路途经余干的经历，留下不朽诗篇。理学大家朱熹更是多次受南宋丞相赵汝愚之邀，前来他的家乡余干东山书院讲学。朱熹培养并成就了多位余干理学名家，曹建、饶鲁、柴元裕、柴中行、赵汝靓，以及后来的胡居仁、张吉等，一度使余干成为当时的理学名区，有“文化甲江南”之称。
是的，鄱阳湖，这块历史的镜子，它从岁月的跌宕中甄别出精华与糟粕，为人类的繁盛和福祉提供选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了这片水域所带来的包容和善意，他们怀着赤诚之心，如圣徒般皈依这浩瀚的艺术场景和文化盛典。
谭海君，自由摄影人，自幼在鄱阳湖畔长大。他的艺术触角不仅对准鄱阳湖的生灵，也关注沿岸的人民。他从他们的眼神中抓取命运的瞬间，还原他们在苦难中的负重与坚守。《房奴》《蓼子花》《丰收的喜悦》等，既有着作者对艺术的探索，也有其对现实的领悟。2017年11月，鄱阳湖水位一低再低，低到看见湖底。蓼子花在秋风里开得肆无忌惮，形成浩荡之势。善于发现美的谭海君喜出望外，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鄱阳湖蓼子花进行全方位展示，最终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在自媒体推出，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竞相来余干鄱阳湖水域报道蓼子花的盛况，半个月花期吸引了近二十万游客。
1967年谭海君出生在瑞洪镇湾头村一个普通农家。谭海君读初中的时候拥有了人生第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相机花了一百二十元，那是他多年的积蓄和母亲平时摆地摊给的零花钱。母亲从五分钱一盅葵花籽的收入中，挤出微薄利润支持儿子的艺术爱好。此前谭海君画人物画，也画老虎和牡丹，但从未画过鄱阳湖，连一只鸟都没画过。现在有了照相机，他也没想过为鄱阳湖拍点什么，他的镜头留住了瑞洪老街的影像，留住了那些散漫的人物和田野风光，但就是没拍过一张鄱阳湖的照片。他说不清这种来自内心的叛逆究竟因为什么。
1983年7月14日，康山大堤在大雨倾盆的淫威中决堤，汹涌的鄱阳湖水淹没了谭海君的村庄，丰收在望的庄稼颗粒无收。风雨中传来悲切的啼哭声。洪水退却，十六岁的谭海君挑着畚箕汇入劳动大军，为堤坝加固挥洒着汗水。那种经历令他刻骨铭心。康山大堤始建于1966年，当时为了抵御洪水，附近几个乡镇发动十万农民，靠肩挑手提，筑起了一座总长近四十公里的大堤，成为一方百姓的守护神。今天，修葺一新的康山大堤蜿蜒曲折，分蓄洪能力更加强悍，它凝聚了沿岸人民的心血和意志。
1989年端午节前夕，谭海君再次迎来人生大考——一场大火将他本就清贫的家焚烧殆尽，一家数口不得不挤在大队一间破旧的瓦屋里。二十岁出头的谭海君撑船至鄱阳湖深处，砍伐芦苇秆当柴，在土窑里自制砖瓦。母亲则以替工的方式换取盖房所需的木材，第二年勉强盖起了一幢瓦房。 谭海君在二十五岁那年，给外公画了最后一张肖像，从此搁笔。继而辞别母亲，来到杭州一家自行车厂打工。五年后他自筹二十二万元创业，开了家喷涂厂，工人最多时达七十四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工厂倒闭。 人在没落的时候总会想起家乡。2010年，谭海君回到家乡余干开了家影楼，先前的摄影爱好被他重新捡了起来。 这一刻，谭海君关注起了鄱阳湖，他的母亲湖。那里有他激情的青春和悲愤的命运。他曾像一株芦苇一样卑微地燃烧过！ “记住！专业摄影人不会轻而易举开机。”谭海君遵循了艺术的规律和尺度，每次都显得谨小慎微。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每个周末的下午，他都要背着他心爱的佳能5D3相机从县城出发，一路拍摄至老家瑞洪，第二天再由瑞洪返回县城。他关注渔民、天象和鄱阳湖沿岸的农民，记录他们的疾苦或幸福瞬间。2013年拍摄的《丰收的喜悦》，获江西省农民工才艺大赛摄影类一等奖。这幅照片拍了四个正在稻田小憩的劳动妇女，她们戴着头巾，盘腿坐在稻茬上，面对镜头露出羞涩的笑容。是的，此刻阳光正好，秋天温暖的气息遍布原野，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复古色调。 如果说谭海君年少时对家乡有所抵触，那么中年之后的他则对家乡表现出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他有责任向世人推介他所认识的鄱阳湖，因为他对它爱得那么真，那么深情。 近年来谭海君的艺术触角延伸到更宽泛的领域。拍摄制作MTV《忠臣庙》和《余干，我热恋的家乡》；为康山垦殖场里溪村村歌《十八里溪情歌》作词；执导网络微电影《生死栏杆》《守护一方》《大爱无声》《杜鹃花开》以及《爱，一直在路上》等多部现实题材影片。他正一步步抵近艺术的内核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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