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漫谈｜时间的旅程
“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中国套盒》书很薄，翻开读。看到第一章《绦虫寓言》，就喜欢。作者认为写作是为体内的某条绦虫而存在。十九世纪的贵夫人害怕腰身变粗，吞吃一条绦虫——是为美丽而牺牲的烈士。“现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着我肠胃里的这个生物，我只不过是它的甜蜜和忘却的梦想。”这本书其实是对一位想成为作家的青年来信的回复，多是谈写作技巧。读者大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自己在问，作者在答，掏心掏肺地答或者某个没有勇气认真搞文学，但心里有点蠢蠢欲动的小青年在问，略萨在答。日日夜夜就那么几句，反反复复。假如你不渴求那些文学创作的技巧，没有那么急切地想写什么，更没有郑重地想写什么，那么你并没有意识到体内某一条绦虫的存在。但，有时这种不急切是为给自己开脱，获得了某种调侃又不用认真的权利，一个装作洒脱开脱的借口。《中国套盒》这本书很耐读，读一遍未必能明白所有，就得再读，直到读出真知。每次的真知与下一次又不一样。它是一枚利器，神奇般地将具体琐碎的生活与另一个幻想世界俨然切开，告诉我，一个想写作的人可以有两条命。2003年秋，上海桂花香，在一种幽迷情绪中暂时迷失。我一人在公园的草地上，仅仅发呆还是很寂寞的，特别是周围还有一群老有所乐的京剧票友在飙嗓，热闹地鼓掌叫好，我于是掏出《中国套盒》。草地潮湿，花香摄人，一股巨大的忧伤自我坐着的草地袭来。其时，我平日在一家生物制药公司上班，老板跟我提起一位香港巨星生病，找到我们希望聊一聊我们的新产品，老板让我一同前往。香港？多半是俗气的吧，但不然，我在收集了所有这位巨星的影、视、歌作品后，一一观摩，已被深深感染。她以及她晕染开的年代、风格、城市，成为一个让我忧伤其逝去的传奇。你被感染，一定是某种非现实的神奇力量着身。你被感染，就会在心里企求她不要走，不要离开这世界，企求她永生——这对一位搞医的人来说，真是一个太不冷静的笑话。我还带着《中国套盒》坐火车。火车从上海开到苏州。火车进站，换乘出租，一路上苏式的小桥流水自车窗外闪过，但我的眼睛没有被点燃——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家医院的病房。那里的走廊里，站着我最要好的朋友的父母。他们一脸的表情让我双眼几乎不忍睁开，朋友的妹妹因为重病已住进癌症病房。她病情发现之时，是怀孕分娩之时。这世上每年都有如期而至的桂花飘香。如果希望刻意去闻，未必能如愿。如果不经意地呼吸，那味道又会自然飘来。每年都如此，即便人已更换。我坐在草地上看到《中国套盒》“时间”这一章，说到时间如何可以在作家的笔下重置，百年何其短，一秒何其长。 “有一个按照计时顺序的时间，还有一个心理时间。计时顺序时间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我们的主观感觉之外，是我们根据天体运动和不同星球所占据的不同位置计算出来的，是自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世界都在消耗我们生命的时间，它主宰着万物生存的预示性曲线。但是，还有一个心理时间，根据我们的行止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由我们的情绪以时时不同的方式支撑着……小说中的时间是根据心理时间建构的，不是计时顺序时间，而是作者设计的主观时间……任何虚构小说都有它自己的时间，都有一个专用的时间体系，区别于读者生活的现实生活。”读到这里，除了一股忧伤自草地袭来，还有一种愿望在膨胀。它去向南方，希望用我微薄的存在展现某种存在的传奇，某一个虚拟世界里最感人的故事——它不过是，我愿意陪你，渺小的人愿意陪你，如果你愿意，来，我们一起穿越一个时间隧道，进入另一个神奇世界，那里一年十年百年，待回来时，世间也才翻过一日。这是一种隐秘的情感，特别在上海，如此具体、现实、繁荣的地方，需要把这隐秘的情感找到郑重存放的地方。我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提笔写《九月里的三十年》，把它暂时存放在已快磨破封面的《中国套盒》的某一页里。借的书，终是要还的，何况我也将离开上海。朋友说：我就这一本了，一定要还我，如果你喜欢，可以复印一份。我没有复印，也许不想那么二手地拥有，或者我还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有郑重创作的热情。而我在草地上曾感伤的那两位，皆已离世。这种离去的方式，以震耳欲聋的方式在我的世界里发生，却又悄然无痕地在外面那个世界里划过。香港巨星去世那一天，这震耳欲聋的声响，催我写下一篇《没能实现的小说里的“时间”》，里面提到了这本书——略萨的《中国套盒》。回到北京，在具体生活之外，总有一些东西幽幽地、隐隐地存在。这样，有一天，不安现实，想起了那本美妙的《中国套盒》。它古老的封面印在我记忆中，带着某种80年代的风味。所以，在任何现实的21世纪的新书网站上是断断买不到的，最后在淘宝网搜寻，付出不到十块钱，我静静地等待拥有一本奇书。它的奇特，是因为它对于我的意义，而不是对于其他人的普遍意义。在平常生活里我假装波澜不惊，心里暗装窃喜，如同某一个外人不知的幽会。到手的《中国套盒》，居然装在一个古老的牛皮信封里，来自河北与北京交界的某农村书贩手里。我翻，也继续将它随身携带。三月，有次在九寨沟开会，酒店会议室设计别致，三面落地窗。人一边身在工作会议中，一边看窗外风景。飘起大雪。我坐在座位上，看窗外大雪如大将飘至，如大事临头，世界动容，然后我一人埋头抄写《中国套盒》，特别是脱衣舞女这一节，“创作长篇小说大概相当于职业舞女面对观众脱去衣裳，展示裸体时做的一切。而小说家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做动作的。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作家要渐渐地给开始的裸体、即节目的出发点穿上衣裳，也就是用自己想象力编织的五颜六色和厚重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的身体。”我抄在酒店信纸上，足足三页字。那些写作真谛，不啻是我眼前身在的某种市场营销职业的另一种真谛。如果你如此换用镜片看世界，当别人坐着时，你躺着，倒立着，歪斜着，看到了别一种美好，你心里会荡漾出某种会心的笑容，它甚至不需回应，不需拍掌附和，什么都不需要，大道至简，心里有撇开现实之外的诡秘的、隐隐的甜蜜。如《中国套盒》里说，“生活通过某些在作家意识或潜意识里打下烙印的经验给作家提供主题，因为这些经验总是在逼着作家把它们转变为故事，否则作家就不能摆脱这些经验的骚扰。……这个故事、这个人物、这个处境、这个情节，总是在跟踪我，纠缠我，仿佛是来自我个性中最隐秘地方的要求，而为了摆脱这个要求，我不得不把它写出来。” 我开始写书，《中国套盒》里提到的那条绦虫在我体内，吃我，让我瘦削，让我挺拔，让我不至随年龄增长在现实世界里瘫软。书后来起名叫《九月里的三十年》。我恢复了狂热看书的习惯，这样有一天，在海淀一家二手书店买书时，看到了《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它竟然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中国套盒》。二手书店打五折，我一口气把剩下五本都买走，想把它送给每一个我希望送的朋友。它是一种秘密语言。它成为一个生存武器。世界这么大这么吵这么乱，没太多人看书了，为什么还要写？不需要问我，直接看《中国套盒》。有些书让我无比充实，一次不能全懂，一次又一次看，每一次看时好像懂了，但懂的和上次又不一样。这是《中国套盒》给我的。我把它带在出差路上，出国，或是国内舟车劳顿，我把它带到特别现实和具体的会议上，回味，抄写，消磨令我发狂的枯燥时间。它，就是我的伴儿了。它有时会被淋雨，有时会被咖啡打湿，有时会被我划上几道——烙上与我有关的痕迹。仍旧在同一家二手书店里，看到略萨的另一本书《谎言中的真实》，买回家后把它放在枕边，入睡前翻。我开始了解这位作家，开始知道他的长篇，他与姨妈结婚的经历。这样，我也终于用足够的耐心完成一本长篇小说， “一个意象引动一个长篇”，它自然与2003年上海的那个桂花的秋天有关，与《中国套盒》有关。用两年时间，我无比真切地去体验略萨的这句话：“这对抗性的见解可能就是小说家抱负的根源，推动男男女女向这个现实世界进行挑战的秘密道理，这些人运用虚构小说要进行代替这个世界的象征性行动。”我很少用得奖之类的标准来劝服自己的判断，甚至，某些得奖的家伙会激起我心底那平时快淡忘了的逆反。但，对于略萨，太不一样了，他在我生活中的分量早已存在，一天天稳重加码。我曾用我自己的标准郑重地认识他。他的全名，他的国籍，他具体写过哪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某一段路上，他带着《中国套盒》以深刻的方式进入我的世界，触动了我，改变了我那渺小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吗？一本书、一位作家的意义，在于启发、唤醒渺小的你体内那些未知的、潜在的部分，将它们翻搅出来，成为一种真切和让自己惊讶的存在。这可能是一本书、一位作家，在这世上存在的最震耳欲聋的意义。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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