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前身是洪门，创始人为何是陈炯明？来龙去脉一文了解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陈炯明于1925年10月创立中国致公党，陈任总理。此后致公党秉持陈所订纲领，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探索，终于成为共同建立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
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是海外华侨中的致公堂。
致公堂则是海外华侨众多洪门团体中的势力和影响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团。它遍及世界许多地区，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行动纲领，逐步形成“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三大信条，成为互助、共济、生存、自卫的侨团组织。
1904年前，它曾经主要作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在海外活动的凭借。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在兴中会创办时期则极少支持。
到1904年孙中山帮助制订致公堂章程要义及规程八十条，致公堂转向民主革命者才逐渐增多。他们的热心捐输和参与反清起义，为创建共和建立了功勋。
然而，共和创立后，孙与致公堂就出现裂痕。二次革命失败后，二者更由亲到疏。
而在民国初年担任广东代都督的陈炯明，虽在遣散民军过程中，曾经强迫遣散乃至镇压过包括石锦泉的石字营、华侨北伐先锋队、云南回粤华侨炸弹队、华侨游击队、华侨炸弹队等原本华侨组成的民军队伍，却在二次革命后，与致公堂逐渐由疏到亲，终至被推为致公党总理。
其中历史玄机何在呢？
1、华侨团体对孙中山的由疏转亲
1908年5月20日，孙中山致邓泽如、黄心持函，如此明确地表明他发动华侨的方针：
“惟运动之方面必随时而变，先当动之以大义；不成矣再动之以大利。想此两方法，兄等必已试之而无验；然更有一法，则当动之以情谊”。
发动华侨要动之以义、利、情，应该说，是对海外华侨因其所处历史和现实环境历久形成的一种观念的较准确的测定。
华侨移民异域，多迫于国内惨遭剥削压迫，无法谋生；他们流落异域后，亦多罹灾难，饱尝辛酸；即使有幸上升为华侨资产阶级的极少数人，亦受当地统治者的歧视和欺凌。
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后，以美帝国主义为元凶所掀起的排华浪潮，更把华侨各阶级阶层推入更悲惨的境地。而腐败的清朝政府则媚外辱华，不予置理；甚至对华侨携款回国兴办企业，亦多有阻挠摧残。
当时出使国外对侨情深有体会的黄遵宪曾如此感慨赋诗：
“有国不养民，譬为丛驱爵。四裔投不受，流散更安着。天地忽跼蹐（jú jí），人鬼共咀嚼。…倾倒四海水，此耻难洗濯”。
这就唤醒了洪门原本潜藏的反清意识，加上欧风美雨的吹洒，民族民主革命意识的油然而兴，构成了通过共和革命以救国的新“义”，希冀祖国强盛以保障其海外生存发展，并可向国内投资或谋一工作的大“利”，并使其素具的“祖国情”、“乡里情”、“亲友情”得以舒展。
正是出于这种义、利、情价值观，海外赤子由寄望清政府，转到寄望康、梁的维新，再移情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孙中山之兄为华侨资本家，他自己幼年又曾到檀香山生活、学习，对华侨的情况和愿望有较深切了解。上述方针就是他对侨情的深切体验。
从他1894年制定《上李鸿章书》、《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到1905年所撰《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方针的日趋明确。
在后一文件中，宣称：
“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从而把致公堂原来反抗强暴，实行互助的旧宗旨提高到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上来，成为致公堂的新义。
即把“联合大群，团结大力”的目标从新定位于“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还规定了堂产及堂内事权共有共议的原则；并废除了秘密会党的许多封建意识的内容。在筹饷章程中又刊明捐款五元以上者，于“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准列名为优先国民”，并“加倍偿还”。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孙中山对华侨义、利、情观的应和，对随后发动华侨、战胜保皇派、开展武装斗争、终至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国有其重要作用。
2、孙中山对华侨团体态度的转变
可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由亲转疏，而陈炯明却由疏转亲。
这种变化的主客观因素相当复杂，而就主要方面看，还是和华侨的义、利、情价值观如何应对的问题。
孙中山始终坚持以他所缔造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为领导，贯彻三民主义，创建圆满的共和国为大义。
致公党虽然推孙中山为“洪棍”，掌握该堂军事大权，并接受孙所提十六字纲领，但并未亦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由洪门（会党）组织向近代政党的转变。
他们崇尚自由联合、组织散漫，不接受权威统制的本性亦仍保存。
要他们特别是家长制作风的洪门上层领导，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主张，按孙的意图办事是不可能的。
故他们于民国建立后，即要求建立反映华侨意愿的政党，参与民初的政党政治。
应该说，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合乎大义的。但由于在发动起义过程中，孙中山已感到会党骄悍散漫难制，故转重视发动新军。
武昌起义后，各地会党蜂起，为摧毁清朝统治有其贡献，但其消极面亦日益暴露。
在广东被镇压或被遣散的五十余支民军中，主要是会党、绿林投入革命的队伍。
所以，孙中山认为国内会党“只能望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海外洪门更“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合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
后经革命宣传，“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乃被引上民主革命之途。
总之，孙虽对华侨的义、利、情价值观有较清楚认识，但对会党的思想基础和现状却评价不高，更无能力把致公堂改造为近代政党。
1912年3月，曾对孙中山有过重要帮助的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回国后，即要求准予致公堂立案，允许华侨在国内有正式团体进行参政活动，时为广东都督的胡汉民未予批准，孙中山对此亦表冷淡。
黄兴后来认为孙中山、胡汉民系：
“有意压迫洪门，…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也”。
虽其中言词有过苛之处，但孙中山于1919年1月批蔡元培、张相文函中确称：
“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当另编秘密会党史”。
所以，致公堂纳入民国政党之列，更不合适。
由于这一嫌怨，所以孙中山于1914年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后，通函华侨各埠，望各埠洪门团体“全部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并宣明“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但响应者不多。
3、华侨为何亲陈疏孙？
1919年10月，孙中山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亦因前怨而遭到黄三德等致公堂大佬的抵制。
而与此同时，陈炯明虽在民国初年有过上述对华侨武装不妥之举，但他在反袁、护法运动中，与黄三德等多有应和之处。
比如，陈炯明在宋教仁被刺后尚耽于法律解决幻想，亟亟于积极建设广东为模范省，迟迟才举兵讨袁；失败后还对孙中山多有抱怨。
其时，黄三德亦力劝孙中山：
“不可妄动，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只可专心致志，办理铁路，收罗华侨中之专门人才，与有能力办事者，多用之于各铁路之中。…若果事业有成就，则华侨归心，袁世凯如对国家人民不起，则再图之未晚；如自己实力尚未造成，民心未归附，遽逞愤而倒袁，恐袁未能倒，而徒空谈革命”。
这一心迹表露了侨商和国内商人谋求和平发展的意愿，与随后陈炯明《致欧事研究会诸君子函》所述毫无区别。
陈炯明与黄兴等对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要党员必须宣誓打指模表忠于党和领袖的规定十分不满，另组欧事研究会以对抗，与洪门致公堂亦相呼应。
及后陈炯明和黄三德等又都激烈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对于这些，孙中山和黄三德、陈炯明都强调己方是真诚救国救民，究其实则主要是对“义”的认识的分歧。
这是致公堂疏孙亲陈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利和情方面，也出现了疏孙亲陈的情形。
在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和辞职后致力于振兴实业时期，是孙中山与华侨相互热望结合的最佳阶段。
一则孙把维护国体和华侨权益相结合，颁布了一些保护华侨的法令；二则把创建共和国与争取华侨人力物力支持相结合，特别是提出对外开放、大兴铁路和实业的计划，对华侨鼓舞很大。
许多华侨纷欲向国内投资，占华侨多数的粤、闽华侨，对家乡建设尤具热情，对孙中山、陈炯明当时都提出的建广东为模范省的号召，多表响应。
然而，这种热望因袁世凯镇压革命党和二次革命的爆发而落空。
而且原许诺的加倍偿还辛亥革命时期所借华侨的债务亦归泡影。
由于是孙中山许诺还债条件，而今虽格于客观情势未能履行，但怨望却集于孙中山和他的战友。
加上，如上所述，黄三德把未能利用华侨资本、人才来兴办国内实业、铁路的责任全推在孙中山的身上；而陈炯明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南洋以筹款解决家乡水利的名义创办水利促进社，表面上予人以情系广东民生之感。
陈炯明率粤军进入福建漳州后，一方面提出闽人治闽，另则建设闽南护法区，卓著声名。回师广东，又坚持省自治、粤人治粤，亦有成就，这些对于深切关注北军南侵、客军骚扰敲剥闽、粤人民的闽、粤华侨产生亲切感。
而孙中山利用客军、另招游勇散兵，实行北伐，势必增多饷需，加重人民负担。
北伐虽为统一中国所必需，但不少华侨对此缺乏全面理解，而对耳闻目见的粤民受难现实心怀不满；对陈炯明反对北伐，保境息民则抱好感。
不过，“六·一六”兵变发生时，较接近孙中山的美洲、南洋、暹罗等数十个华侨党团和群众还是纷打电报，声讨陈炯明，并筹饷讨陈炯明。
这表明此时华侨已因与孙、陈关系的亲疏而陷于明显的分裂状态。
1923年1月，在孙中山所属滇、桂军和原粤军许崇智等部东西夹击下，陈军退出广州。孙中山在广东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同时，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与中共合作是必要的、适宜的，因而国共合作加紧进行。
4、致公堂与陈炯明的进一步亲近
对于华侨特别是它的上层，又遇到新的困扰。在国内，作为客军的滇、桂军再次入驻广东，纪律很坏，勒索百姓，包庇烟赌。
孙中山虽欲禁而不止，使华侨更加牵挂家乡和亲人的情况。在国外，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许多地区、国家工农运动亦随之勃兴；帝国主义、有产阶级恐慌至极，大叫共产主义威胁，且多有无端诋毁，使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华侨特别是他们中的有产阶级增加对国内情势的忧虑和恐惧。
这种对义、利、情认识的分歧，还源于华侨和致公堂组织的特点，即分散的、自由联合的。它有易于接受民主联邦制的倾向，也易于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相贯通。
同时，陈炯明于1911年即参加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组织的中国暗杀团。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与同被龙济光驱走的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刘师复弟）等也都在南洋活动。
1918年冬陈炯明率粤军入驻漳州后，陈炯明即于次年邀梁冰弦等赴漳，相见甚欢，陈炯明即委以主持漳州教育局和《闽星》，梁冰弦等与陈炯明在一段时间虽具体主张有异，仍大力支持。
也就是说，陈炯明与致公堂、无政府主义者此时已取得一些共同点。
比如，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先驱报纸的《天义报》早就宣明：“夫居今日之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
这和致公堂以“公”为宗旨，以及陈炯明后来在《闽星》上反复强调的破私立公的“全人类社会主义”，显有宗旨类同之意味。
就三者的属性而言，又都主张自由联合，反对权威。
5、“联共”政策对华侨的影响
正当孙中山亲督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攻打惠州之时，美洲洪门致公堂于1923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着重讨论了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
各地代表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仍处在“苦难深渊中”；“国外华侨也依然被歧视被压迫”，因此主张华侨应另立政党，干涉国家政治以保卫华侨、侨眷的权益。
关于政党的名称，有主张以“民治党”命名者，最后议决该政党应致力为公，故沿旧堂名，称致公党。
为力策建党事宜进行，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总会。
就在这之后不久，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决定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中国军阀为奋斗目标，这就使华侨面临新的矛盾和新的选择。
原来已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抱有嫌隙和与国内工商业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侨商，更是杯弓蛇影，害怕“共产主义”，惶惶不安，加大对孙中山的离心力。
对于绝大多数下层华侨群众来说，他们既较难了解国内发生事件的真相，又因长期被扼制在由华侨上层所控制的各种华侨社会团体里，难以充分表达自己要求社会解放的意向。
而就中国国内及某些侨居地而言，当时面临的不是“共产主义”威胁，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与之狼狈为奸的当地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追求义、利、情的趋向还是希求祖国独立、民主和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这一趋向又使他们要求把国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胜利。
于是，就在华侨中出现了因各自情况不同而对孙中山在新时期内所制定的实质上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方针，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在孙中山身边的华侨代表人物中，也分化为以邓泽如、冯自由、林森、方瑞麟等为代表的华侨资产阶级中的反对联共派和以廖仲恺、彭泽民、陈友仁、陈其瑗等为代表的华侨中的联共派，出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孙中山、陈炯明分裂事件，华侨之有党籍者亦分裂为陈、孙两派。
致公堂分子多与反孙派接近，颇有拥陈抗孙之拟议。及孙中山逝世，华侨一失重心，于是致公堂分子之稍具政治思想者，咸欲乘时组成政党。
6、陈炯明与中国致公党的成立
陈炯明与陈廉伯早有交往，孙中山镇压商团，与国内有密切联系的侨商更对孙多有异议，并促已隐居两年之陈炯明再出握兵权，督师抗孙中山。他们在港、沪、澳发起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进行倒孙活动，相约粤军出动，救粤联合会则筹饷以济。
陈炯明先在汕头召开军事会议，继于1925年12月16日复任粤军总司令职，督师反攻。
陈炯明为争取华侨支持其反孙，还派陈应权、叶少石游说南北美洲各致公堂，“组织新政党，反孙迎陈”。
他们与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达成五项协议：
一、华侨赞成联省自治；二、举陈炯明为新党领袖，组织新党；三，筹助粤军饷项；四，设立航空学校；五，派选代表回国，征求陈氏同意。
1925年8月，在金门召开致公党筹委会，在其时所发表的通告洪门全体书，列有八项。
主要是：
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设在旧金山，各地设分会；中国致公党党纲依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公布；致公党筹备委员会决议推举陈炯明为中国致公党领袖，唐继尧副之；1925年10月10日起，各地致公堂一律改为致公党。
其他尚有分头筹捐救国经费，各地分部应行职责，并各派一、二代表回国参加救国活动等规定。
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举行的洪门第四次恳请大会，即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正式成立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通过该党党纲，推选陈炯明、唐继尧为该党正副总理。
1926年2月，在香港设立致公党俱乐部，随后陈炯明与陈演生等拟订了驻港支分部暂行章程，并开始登记党员，半年内登记者达十余万人，在澳门、广州湾、厦门、南洋、吉隆坡、麻六甲（马六甲）、芙蓉各地分建支部。
一个酝酿了十余年的华侨政党终于诞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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