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汕尾市新任市长吴紫骊同志的任期作业

赖杉昌

楼主说了很多，唯一漏说或是不敢说的就是汕尾市的干部队伍……

汕闽人0660

赖杉昌 发表于 2011-10-25 23:24
楼主说了很多，唯一漏说或是不敢说的就是汕尾市的干部队伍……

谢谢你的关注！

择木

红海西路开通意义重大，是连贯市区东西二块的大动脉，笔者曾写过《撼山易，开通红海西路难》。

赖杉昌

网友 大海呼唤  在汕尾贴吧的发言：
    汕尾历届的市委书记有没有魄力?汕尾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啥样?我们就从陈远睦,彭禹贤,吴华南,戎铁文这几位在汕尾都做了此什么?这个留给网友们去发挥吧!

      从以上四位－哥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里刚洗手弃田卷着裤脚的农民汉,省里叫他们这些人来治理－个地级城市,效果可想而知,小学生就是小学生,种什么瓜得什么豆,这是说定的!

     汕尾高官就别用拿这种环境来说大话,就是连丁点大的市区卫生,占道经营等－个城市里最基本的文明守则,都没法治好,这个叫谁去相信那帮官僚？现在,苦难的汕尾人民终于盼来了－位有远见,且有霸气姓郑的大学生,这下,汕尾久治不愈的市容环境就要看他的智慧和能耐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赖杉昌

这位说的是大实话，也可以说是汕尾350万老百姓的心声。
我个人感觉，历任市长中王蒙徽对汕尾的城市布局还是有一点贡献的（戎铁文不算是成功的市长，但是市委书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不妙的是王蒙徽的任期内是汕尾市房价上升最厉害的——也只能算功过相抵了吧……

赖杉昌

真正的公仆就是能为老百姓撑腰的，做实事的，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用人民给他们布置作业，而是他们要主动交出答卷！

赖杉昌

现在的汕尾人民不要奢谈“幸福感”，连起码的“安全感”都还谈不上……
社会治安是一团糟，干群关系是一团糟，公务员队伍是一团糟……
这些搞不好，就甭说别的了！

赖杉昌

拙作一首，可以述怀：
汕尾榕树俗称“鸟屎成”，戏中芝麻官
称“鸟屎官”，遥想宋张伯玉知福州事
鸟矢包藏榕籽实，竟成伞盖自森森。
流官迭替如飞鸟，但有几人遗树阴？
按：北宋张伯玉任福州知府时，见百姓中暑极多，便广植榕树，出现“绿阴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象，时人皆感戴他，因此福州又名榕城。

红海湾只是汕尾市政府的直属单位。

2011年11月5日红海湾400多教师到汕尾市政府大门前静坐、请愿，要求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红海湾教师给“和谐汕尾”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红海湾教师给“和谐汕尾”扇了一记响亮的“和谐汕尾”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野狼

不错支持

Mr.Qiu

顶起..

向北

作业二：你是否知道，铁道部目前的欠账高达几千个亿？从债务来说，跌路的扩建成为不可能。

744929886

建议修改党章 落实分权制衡2011-12-02 21: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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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改党章 落实分权制衡
　　　　　　　　　
曹思源      
一、  一点建议


<一>目前存在的主要弊病


与文化大革命中几次党代会所通过的党章相比，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所通过的党章有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具备了党内三权分立的雏形，重新明确了党的决策权属于党代表大会，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监督权属于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党内三权关系的改革开始起步了。这是十分可喜的苗头。美中不足的是，“八大”党章规定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至今尚未恢复。现在的情况是：各级党代表大会五年才开一次。开了几天会，发言、投票、鼓掌、欢呼之后，代表各自回家，基本不再起作用了，党代表大会也不存在了。这样，就难以及时有效地执掌决策权。
于是，许多本应当由党代表大会作决策的事便大权旁落，由党委会作决策。党委本应是各级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但由于党代会和党代表在绝大多数时间均形同虚设，所以几十年来，党委（尤其是党委的一把手）实际上是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大权独揽，无人制约。这就容易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并且犯了大错误还难以及时承认和纠正。
纪律检查权本来也是与同级党委的执行权分立的。现行党章第十九条已经规定，党委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同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两个机构理应平行、互不统属。这是起码的形式逻辑。但是党章随后有一个重大失误，它规定纪检委受同级党委领导，使其难以对近距离的同级党委实行纪律检查，大大降低了纪检工作的效率。这是惩治贪官污吏工作长期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概括起来，目前党的领导体制中尚存在的主要弊病是：
（一）作为执行机构的党委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权力过于集中，在组织制度上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决策权、纪检权全部集中于执行机构手中。
（二）党的决策机构虚置，难以保证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和决策内容的科学性，并使决策失去了最重要的纠错机制。
（三）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规格不到位，纪检权被置于党务执行机构之下，实际上成了党委权力的一部分，很难独立发挥应有的作用。
正如邓小平所说：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二>落实党内分权制衡的方案


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特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个机构都受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3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
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促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中共“八大”落实了党代会常任制以及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立，毛泽东只能在中央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二者之中担任一个机构的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必须每年一次接受全国党代会和地方各级党代会审议的话，那场空前浩劫还能够持续那么漫长的岁月么?
以上关于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方案只是一个基本轮廓，比较简略。为了抛砖引玉，先提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然后再逐步细化。方案接近成熟之时，还有待于中共中央

744929886

二、  早期国际共运的传统是分权制衡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组织系统自下而上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的领导体制实行分权制衡：
<一>各级领导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不由上级委任。
<二>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三>全盟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8月举行。
<四>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注②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三个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其中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它们留下了正规的章程可供后人借鉴。
1871年马克思亲自执笔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注③第3、4、5条规定：“每年召开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地。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
“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要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国际章程第4、5条规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纲领。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纲领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
“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它只对代表大会负责。”注④
这些文件充分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的领导体制是“代议制”。掌握决策权的是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无论叫总委员会还是叫执行委员会）则是掌握执行权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要对决策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决策机关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执行机关的工作，牢牢地把握大方向。按照这种优良传统，执行机关有错必纠，很难越权脱轨、自作主张，决策权与执行权便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制衡，推动国际共运蓬勃发展。
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分权制衡的领导体制，延续到列宁时代，也延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改名为共产党）。
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召开，每年一次。”1917年十月革命后，虽然当时国内外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在1918年到1923年间共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年会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不过，由于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往往会被中央委员会或其他机构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就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33条特别强调：“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作为年会制的补充。列宁坚持了这种做法，并开创了党的“代表会议”制度的形式。党的代表会议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其规模和职权比党的代表大会小一些。俄国共产党1919年12月规定，党代表会议每3个月开一次；1921年规定每年开两次；1922年规定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一次，目的是避免党代表大会权力流失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去，以防喧宾夺主。
在党的建设中，列宁一贯认为，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党的决策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过度集权，除了中央委员会分设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之外，还特意规定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使如此，列宁仍然很不放心。在列宁的倡议下，1920年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其中第十九条指出：“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列宁想把党的监察制度发展成为分权制衡机制。
晚年的列宁集中思考和探索了俄国共产党如何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下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著作。
显然，列宁是想将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律置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制衡的思路，这种思想如果能够贯彻始终，对于保证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探索随着他的逝世而中断。尔后，已经担任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逐步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为日后苏共和苏联的垮台留下了隐患，同时也贻害了其他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


三、  斯大林以来的集权制危害共产党已久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把俄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越拉越长，由每年开会改为2年一次、3年一次、4年一次，甚至十多年都不开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控制的俄共中央便长时期无须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和接受审议了。另一方面在人事上架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于1934年修改党章，把专门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改为专门监督下级地方党组织是否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于是，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党代表大会（及党代表会议）行使决策权、中央委员会行使执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这样一种分权制衡制度，终于被高度集权的体制取代，走上了一条惨烈悲壮的不归路。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列宁原先的同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皮达可夫等等被作为“人民公敌”处以死刑。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据1988年4月17日苏联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的共计有500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总数四分之一。
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四分之一的国民成了被专政者，加上他们的家属和亲友，这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所谓的“一小撮”啊！“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也是普世价值。当人民不能免于恐惧之时，他们还愿意“载舟”吗？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及其蔓延，已经很早就预示了这种专政不能免于颠覆！集权制贻害各国共产党及各国社会主义，实在是害得太惨了！
斯大林集权体制下如何草菅人命、如何杀人如麻？试看两例：
——1937年10月30日，苏联内务部上报了逮捕“全俄军人联合会”399人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上的批示是“一律枪毙”。
——1937年12月13日，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向斯大林转呈了内务部新西伯利亚分局局长戈尔巴奇的报告，其中提到增捕387名全俄军人联合会的成员。斯大林批示：“戈尔巴奇报告中所有的军官一律枪毙。”叶若夫执行这一批示后，也写了一行话：“已执行。电报已发出。1937年12月16日  叶若夫”（《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
这里举的例子确如“沧海一粟”。斯大林大规模“肃反”的程序是：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立即执行。不仅如此，以“斩立决”为背景的集权体制，还具有复制集权型干部的功能。因而在斯大林影响所及的国度，不乏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式的人物，譬如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国内外气候条件下，提出在体制和政策上“向苏联一边倒”。


四、  集权制与新中国的三大人祸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




“一大”——1921年
“二大”——1922年
“三大”——1923年
“四大”——1925年
“五大”——1927年
“六大”——1928年
“七大”——1945年
“八大”——1956年
“九大”——1969年
“十大”——1973年
“十一大”——1977年
“十二大”——1982年
“十三大”——1987年
“十四大”——1992年
“十五大”——1997年
“十六大”——2002年
“十七大”——2007年

从这张时间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六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按照共产国际的优良传统，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八年开了六次。而在1928年“六大”之后，直到1945年才开“七大”，中间隔了长达17年，这期间共产国际还多次发电报催促中共中央该开党代会了。“七大”一拖再拖，原因何在？今天我们无须深究。总之，不正常就是了。
中国共产党1945年“七大”之后，直到1956年才开“八大”，中间又隔了11年。“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和年会制，即党代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这个规定后来又落空了。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就再也没有八大三次会议了，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此时离1956年的“八大”，已相距13年之遥了。这13年是不是没有什么党国大事需要代表大会来决策呢？否也！
请看令人痛心的史实：
——1957年搞了一场反右派的“阳谋”。到底打了多少右派？统计口径不一。有的说是55万，有的说是300多万。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披露，全国实划右派317.8万人，还有143.8万人被划为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注⑤总而言之，反右派这件事不算小吧，到底该不该搞？应当如何搞？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扩大化，为何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打错了？这个错误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当然是。这个错误是不是在集权体制下造成的？当然是。这件大事在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岂不怪哉！
——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开始，全国反右倾，在干部中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政策左上加左，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年内全国饿死3755.8万人注⑥，比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各种灾荒饿死的总人数（2991万）还多出764万！然而此事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也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甚至长时期向全党全国人民封锁饿死人的信息，还要人民大歌大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决策者也）和领导（执行者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显然也未经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策。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这场古今中外的空前浩劫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1/9，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注⑦  此外，大中小学将近10年不能正常上课，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
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使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新中国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大人祸联系在一起的。


五、  分权制衡是当代普世价值


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建立并贻害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尤其是个人迷信盛行之后，制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流毒甚广。这种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上层领导人，而广大党员则是听吆喝的，全体党员都应当服从某一个领袖，一人可以凌驾于百万千万人之上。而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肯定，这是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正如君主国以君王为主体、民主国家以公民为主体一样，民主型的政党也必须以党员为主体，这是当代普世价值之一。
民主型政党正是因为建立在党员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行使全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则分别掌握执行权和监督权。于是，党内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便成了普遍规律。
实际上当今世界不仅现代政党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必须实行分权制衡，而且现代企业，以及各类官方非官方机构、盈利非盈利组织，都是如此。这也是当代普世价值。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
譬如说，一个现代化公司必然要求公司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如果三权通统掌握于一个人，譬如说总经理手中，那就不正常了。若不及时纠正，公司的发展就如同埋下了定时炸弹。
或许有人会说，我相信这位总经理大公无私，他即使大权独揽也不会以权谋私。但是，无论对企业领袖，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仅仅凭主观上相信其公心或能力，是靠不住的。办事业，还是需要制度的制约力作保障。
再譬如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刘、周、朱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如果能够实行，将是一种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在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的体制下，中共中央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的过程中，即使已经发现饿死了许多人，也不愿及时修改自己作出的“高举三面伟大红旗”的决策，反倒要打击彭德怀等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同志，以维护毛泽东“英明决策”的面子。这也是搞“议行合一”，没有分权制衡所导致的悲哀。
痛定思痛，太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人们不得不思考分权制衡问题！
分权制衡为什么是普世价值？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很明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能休止。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⑧
是的，分权制衡，说透了就是要用权力制约权力，使两种（或多种）权力达成平衡，以利于社会发展，减少人为的体制灾难。
2011年9月18日稿
10月1日修订




注①   ：《百年潮》杂志  2000年 第一期《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
注②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选读》
注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注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注⑤   ：《炎黄春秋》杂志  2009年 第二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注⑥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千秋功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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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期国际共运的传统是分权制衡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组织系统自下而上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的领导体制实行分权制衡：
<一>各级领导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不由上级委任。
<二>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三>全盟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8月举行。
<四>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注②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三个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其中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它们留下了正规的章程可供后人借鉴。
1871年马克思亲自执笔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注③第3、4、5条规定：“每年召开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地。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
“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要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国际章程第4、5条规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的世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纲领。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纲领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
“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它只对代表大会负责。”注④
这些文件充分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的领导体制是“代议制”。掌握决策权的是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无论叫总委员会还是叫执行委员会）则是掌握执行权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要对决策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决策机关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执行机关的工作，牢牢地把握大方向。按照这种优良传统，执行机关有错必纠，很难越权脱轨、自作主张，决策权与执行权便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制衡，推动国际共运蓬勃发展。
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分权制衡的领导体制，延续到列宁时代，也延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改名为共产党）。
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召开，每年一次。”1917年十月革命后，虽然当时国内外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在1918年到1923年间共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年会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不过，由于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往往会被中央委员会或其他机构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就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33条特别强调：“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作为年会制的补充。列宁坚持了这种做法，并开创了党的“代表会议”制度的形式。党的代表会议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其规模和职权比党的代表大会小一些。俄国共产党1919年12月规定，党代表会议每3个月开一次；1921年规定每年开两次；1922年规定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一次，目的是避免党代表大会权力流失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去，以防喧宾夺主。
在党的建设中，列宁一贯认为，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党的决策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过度集权，除了中央委员会分设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之外，还特意规定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使如此，列宁仍然很不放心。在列宁的倡议下，1920年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其中第十九条指出：“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列宁想把党的监察制度发展成为分权制衡机制。
晚年的列宁集中思考和探索了俄国共产党如何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下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著作。
显然，列宁是想将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律置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制衡的思路，这种思想如果能够贯彻始终，对于保证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探索随着他的逝世而中断。尔后，已经担任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逐步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为日后苏共和苏联的垮台留下了隐患，同时也贻害了其他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


三、  斯大林以来的集权制危害共产党已久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把俄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越拉越长，由每年开会改为2年一次、3年一次、4年一次，甚至十多年都不开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控制的俄共中央便长时期无须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和接受审议了。另一方面在人事上架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于1934年修改党章，把专门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改为专门监督下级地方党组织是否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于是，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党代表大会（及党代表会议）行使决策权、中央委员会行使执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这样一种分权制衡制度，终于被高度集权的体制取代，走上了一条惨烈悲壮的不归路。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列宁原先的同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皮达可夫等等被作为“人民公敌”处以死刑。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据1988年4月17日苏联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的共计有500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总数四分之一。
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四分之一的国民成了被专政者，加上他们的家属和亲友，这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所谓的“一小撮”啊！“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也是普世价值。当人民不能免于恐惧之时，他们还愿意“载舟”吗？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及其蔓延，已经很早就预示了这种专政不能免于颠覆！集权制贻害各国共产党及各国社会主义，实在是害得太惨了！
斯大林集权体制下如何草菅人命、如何杀人如麻？试看两例：
——1937年10月30日，苏联内务部上报了逮捕“全俄军人联合会”399人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上的批示是“一律枪毙”。
——1937年12月13日，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向斯大林转呈了内务部新西伯利亚分局局长戈尔巴奇的报告，其中提到增捕387名全俄军人联合会的成员。斯大林批示：“戈尔巴奇报告中所有的军官一律枪毙。”叶若夫执行这一批示后，也写了一行话：“已执行。电报已发出。1937年12月16日  叶若夫”（《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
这里举的例子确如“沧海一粟”。斯大林大规模“肃反”的程序是：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立即执行。不仅如此，以“斩立决”为背景的集权体制，还具有复制集权型干部的功能。因而在斯大林影响所及的国度，不乏大大小小的斯大林式的人物，譬如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国内外气候条件下，提出在体制和政策上“向苏联一边倒”。


四、  集权制与新中国的三大人祸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




“一大”——1921年
“二大”——1922年
“三大”——1923年
“四大”——1925年
“五大”——1927年
“六大”——1928年
“七大”——1945年
“八大”——1956年
“九大”——1969年
“十大”——1973年
“十一大”——1977年
“十二大”——1982年
“十三大”——1987年
“十四大”——1992年
“十五大”——1997年
“十六大”——2002年
“十七大”——2007年

从这张时间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六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按照共产国际的优良传统，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八年开了六次。而在1928年“六大”之后，直到1945年才开“七大”，中间隔了长达17年，这期间共产国际还多次发电报催促中共中央该开党代会了。“七大”一拖再拖，原因何在？今天我们无须深究。总之，不正常就是了。
中国共产党1945年“七大”之后，直到1956年才开“八大”，中间又隔了11年。“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和年会制，即党代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这个规定后来又落空了。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就再也没有八大三次会议了，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此时离1956年的“八大”，已相距13年之遥了。这13年是不是没有什么党国大事需要代表大会来决策呢？否也！
请看令人痛心的史实：
——1957年搞了一场反右派的“阳谋”。到底打了多少右派？统计口径不一。有的说是55万，有的说是300多万。根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披露，全国实划右派317.8万人，还有143.8万人被划为中右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注⑤总而言之，反右派这件事不算小吧，到底该不该搞？应当如何搞？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扩大化，为何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打错了？这个错误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当然是。这个错误是不是在集权体制下造成的？当然是。这件大事在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岂不怪哉！
——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开始，全国反右倾，在干部中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政策左上加左，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年内全国饿死3755.8万人注⑥，比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各种灾荒饿死的总人数（2991万）还多出764万！然而此事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也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甚至长时期向全党全国人民封锁饿死人的信息，还要人民大歌大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伟大红旗！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决策者也）和领导（执行者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显然也未经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策。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这场古今中外的空前浩劫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1/9，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注⑦  此外，大中小学将近10年不能正常上课，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
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使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新中国反右派、大饥荒和“文革”这三大人祸联系在一起的。


五、  分权制衡是当代普世价值


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建立并贻害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尤其是个人迷信盛行之后，制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讹传讹、流毒甚广。这种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上层领导人，而广大党员则是听吆喝的，全体党员都应当服从某一个领袖，一人可以凌驾于百万千万人之上。而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肯定，这是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正如君主国以君王为主体、民主国家以公民为主体一样，民主型的政党也必须以党员为主体，这是当代普世价值之一。
民主型政党正是因为建立在党员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行使全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则分别掌握执行权和监督权。于是，党内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便成了普遍规律。
实际上当今世界不仅现代政党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必须实行分权制衡，而且现代企业，以及各类官方非官方机构、盈利非盈利组织，都是如此。这也是当代普世价值。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
譬如说，一个现代化公司必然要求公司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如果三权通统掌握于一个人，譬如说总经理手中，那就不正常了。若不及时纠正，公司的发展就如同埋下了定时炸弹。
或许有人会说，我相信这位总经理大公无私，他即使大权独揽也不会以权谋私。但是，无论对企业领袖，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仅仅凭主观上相信其公心或能力，是靠不住的。办事业，还是需要制度的制约力作保障。
再譬如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刘、周、朱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如果能够实行，将是一种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在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的体制下，中共中央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的过程中，即使已经发现饿死了许多人，也不愿及时修改自己作出的“高举三面伟大红旗”的决策，反倒要打击彭德怀等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同志，以维护毛泽东“英明决策”的面子。这也是搞“议行合一”，没有分权制衡所导致的悲哀。
痛定思痛，太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人们不得不思考分权制衡问题！
分权制衡为什么是普世价值？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很明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能休止。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⑧
是的，分权制衡，说透了就是要用权力制约权力，使两种（或多种）权力达成平衡，以利于社会发展，减少人为的体制灾难。
2011年9月18日稿
10月1日修订




注①   ：《百年潮》杂志  2000年 第一期《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
注②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选读》
注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注④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注⑤   ：《炎黄春秋》杂志  2009年 第二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注⑥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千秋功罪毛泽东》

红海清风

感谢‘南方网的海陆’转到这里，还是首次在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