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汕特别合作区揭牌，深圳有了第“10+1”区！

城事特搜

在设立7年之后，深汕特别合作区迎来了重大的体制机制调整：12月1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揭牌，正式调整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未来将以深圳市一个经济功能区的标准和要求，对深汕特别合作区进行顶层设计、资源配置、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充分实现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和目标。深圳自此迎来了第“10+1”区（深圳10个区和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少春，深圳市市长陈如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丘海，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广东省委秘书长郑雁雄，汕尾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奇珠，汕尾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绪松等出席揭牌仪式。

深圳特别合作区设立7年以来，经历了多次体制机制调整：

• 2011年2月1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决定在位于汕尾海丰县鹅埠镇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基础上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
• 2013年8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优化深汕（尾）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加快合作区建设发展的会议纪要》，明确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事务，汕尾负责征地拆迁和社会事务；
• 2017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的批复》，中共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调整为深圳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
• 2018年2月，深圳市委办市府办印发《关于深圳市组织实施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的工作方案》，全面加快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落实到位；
• 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开启了由深圳全面负责建设管理的新阶段。
  
  
  

深汕特别合作区此次的体制机制调整，在普通人看来，是深圳又多了一个“区”。但是，小政的评论员朋友认为：如果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站在广东省发展的角度，站在深圳担当的角度，就会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不是个普通的区，它简直就是一个“新特区”——特别合作区就是一个“新特区”

作为深圳的第“10+1”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揭牌，不只是拓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它是在探索一种发展模式，一种让先进地区的优质资源更好地在相对落后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新模式。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将为国家发展“飞地经济”提供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让不同地区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互补、要素互补，发展“飞地经济”是一个重要选择。2017年6月，国家8部委发布《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飞地经济”的健康发展。可是，放眼全国，现有的“飞地”绝大多数都是产业园区，面积不大，功能单一。像深汕特别合作区这样，按照一座城市的规模、功能、建制设立的“飞地”，称得上是中国“飞地”中的特区。现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提出要争当“中国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首创者、飞地治理模式首创者、飞地农村城市化实践首创者”，这样的探索和首创，将为国家“飞地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宝贵的、可复制的经验。

从全省发展的角度，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要为广东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来广东考察时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充分发挥粤东西北地区生态优势，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七年来的经历，就是广东省不断改革，破解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难题的一个解题过程。新的体制机制的建立，特别合作区不仅能实现区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成为汕尾借力腾飞的支点，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门户，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向东拓展辐射的重要支点，是带动粤东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

从深圳担当的角度，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探索，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跳出产业梯度转移的俗窠，以后发优势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典范。在落后地区建设“飞地”，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发达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把相对落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飞地”。但是，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发展立志跳出这种模式，无论是从城市的整体规划设计，到产业政策的制定和优质企业的引进，再到城市公共服务事业的建设，都是按照比照深圳、甚至高于深圳的标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未来，将是一座凝聚深圳发展智慧、承托深圳发展梦想的新型现代化城市，这里不仅将重现深圳曾经的高速度，也将拥有深圳最为自豪的高质量。这里的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次深汕特别合作区的体制机制调整，意味着深汕特别合作区将从一个由深圳、汕尾两市共建、带有“援助”性质的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变身为以深圳市一个经济功能区的标准和要求建设管理的一座未来新城。

这片距离深圳东部仅60公里的特别之地，经过7年的建设发展，如今已是“初长成”，但很长时间里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甚至一度面临着外界的质疑和误读。

今天，一直关注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并多次深入当地采访的小政，将从多维度做一个梳理，说说这些年，深汕特别合作区是怎样一个存在，身上又寄托着哪些未来。

设立：大胆设计的“特别合作”，布局长远的“广东试验”

2011年2月1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决定在位于汕尾海丰县鹅埠镇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基础上设立“深汕特别合作区”，规划范围包括海丰县的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镇和圆墩林场，总面积468.3平方公里，委托深圳、汕尾两市共同管理。

这是一次突破行政障碍、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的战略设计。它最大的亮点，是超越了常规意义上扶贫点、产业转移园的概念，将单向产业转移上升为双方“共商、共建、共享、共管”的特别合作，将友情帮扶上升为互利互惠、互动发展，最后达到带动汕尾市跨越式发展、拓展深圳市发展空间的共赢。

但这种设计的背后考量并不局限于深圳、汕尾两市的利益格局。深汕特别合作区诞生的背景，既有国家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有广东创新区域合作模式的全新谋划，又值广东实施“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战略的历史契机，因此，深汕特别合作区设立伊始便担负着更大的使命——通过特区带老区、财富带资源、经验带空间的组合，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打开新局面，为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探路。

说到底，这是一场布局长远的“广东试验”。

对于这块“试验田”，三任广东省委书记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深汕特别合作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导设立，汪洋2011年5月21日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授牌仪式上，就勉励深圳、汕尾两市要全力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发建设，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创造经验、提供示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政广东期间，将深汕特别合作区视为振兴粤东西北发展的排头兵，先后7次深入深汕特别合作区现场调研，亲自推动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发展。

今年5月，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赴汕尾调研时，首站即来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新城规划和建设发展情况，并寄望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滨海新区、产业新城，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范例、创新典范。

回顾这场“广东试验”的7年探索史，其实也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全国首个省级特别合作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并无先例可循，从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恢宏的愿景投射到实践中，实现起来存在不小的难度。成立之初，由于规划未明确、体制机制尚未完全理顺，这块跨市合作之地也曾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再加上深汕特别合作区所在区域的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市政配套基础薄弱，因此，产业尤其是高端产业的落户欲望并不强烈，企业对这块“特别之地”更多是抱着观望的态度，有的来考察了六七次还是决定放弃投资。所有这些，都影响了深汕特别合作区初创时期的发展速度。

如何建立良好而顺畅的沟通合作机制，形成“1+1>2”的特别合作文化？广东省委省政府顺势而为，随即研究创新优化体制机制。一方面，明确了领导班子和深汕两市职责分工：

深汕特别合作区实行管委会主任负责制，管委会主任由深圳干部担任，党工委书记则由汕尾方面派出；由擅长经济的深圳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而熟悉社情的汕尾则负责征地拆迁和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及时制定利益共享机制，明确了各方在GDP、财税、土地收益等方面的利益分成。

这些有“破”有“立”的制度设计，从顶层设计上解决了归谁管、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既让深圳、汕尾彼此可以扬长避短，心无旁骛共谋发展，同时最大程度确保了各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平衡和稳定合作。由此，深汕特别合作区告别了3年的初创探索期，各项工作得以全面展开，逐步步入发展的正轨。

建设：打造产业高地，谋划未来新城

脱胎于产业转移园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时常被认为是一个承接深圳低端产业的普通产业园区。深汕特别合作区一直在努力扭转和消除外界这种误读——其实，我的未来是一座“城”！

事实上，从面积就可看出，深汕特别合作区是当初深汕产业转移园的40多倍，相当于深圳面积的五分之一，地理资源条件也完全可以建设一座中等规模的新兴城市。而且， 广东省政府出台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年）》，就提出了百万级的人口规模设计和城市功能设计，这也完全突破了一般产业转移园的考量。

深汕特别合作区最新的总体定位，有四个目标：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门户、粤东沿海经济带新中心、深圳自主创新拓展区、现代化国际性滨海智慧新城。

从中不难看出深汕特别合作区“造城”的“雄心”——不仅要建设一座跟高端产业接轨的现代产业新城，而且要瞄准世界一流标准，规划一座具有更多未来元素的特别新城。

产业的强弱无疑关系着这座城的兴衰。为此，深汕特别合作区坚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且努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和特色，着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智能装备、海洋产业、生命健康等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引进新能源汽车动力装备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系统、高端医疗、健康管理等细分产业。

目前，深汕特别合作区城乡空间结构规划正按“一心、两轴、三带、四组团”进行规划，“一心”“四组团”内的产业空间规划即：中心组团打造高端商务区和政务区、东部组团打造科教研发区和未来产业区、南部组团打造新兴海港商贸区和滨海生态旅游区、西部组团打造先进制造集聚区、北部组团打造康养度假区。

随着产业规划日渐清晰以及营商环境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企业协会和各行各业专家组团来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次数也呈指数级增长，当年企业眼中的观望之地已变为投资热土，华润、中国建筑、腾讯、绿地、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盐田港集团、万泽、铁汉生态等重量级企业争相在这里“抢滩”布局。

一个细节，足以说明这里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转变的自信： 去年以来，深汕特别合作区悄然提升了产业引进门槛，明确项目引进的投资规模原则上不低于5亿元，并实行“三个优先”——重大项目优先、高端技术产业优先、规模集聚项目优先。

数据显示，2017年，深汕特别合作区接洽的企业达到412家，新供地项目筛选率达到1：21。目前，深汕特别合作区已供地产业项目有67个，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610亿元，预计年税收约53亿元，并已初步形成了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群，相继引进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万泽航空发动机特种材料生产基地、中建绿色建筑产业园等超十亿元重大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打造5平方公里左右的全国最大机器人小镇。

在打造产业高地的同时，深汕特别合作区还坚持产城融合发展，发力补齐基础配套设施短板，学习雄安新区等先进地区规划编制的先进经验，按照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国内标杆意义、全球一流水平的智慧新城以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创新发展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

高标准规划，高质量落子。

今年以来，深汕特别合作区扎实开展“基层基础全面建设年”工作，把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事业的配套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积极引进优质办学资源和医疗资源，深汕高级中学、南山外国语学校深汕分校、深圳职校深汕分校目前正在加紧选址规划建设，并与北大深圳医院、深圳大学签订共建框架协议，在当地建设三甲医院和门诊部。

值得一提的还有深汕特别合作区对中心区规划的大手笔。今年6月，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发布国际咨询公告，设立500万“大奖”，面向全球征集50平方公里新城中心区概念城市设计方案。经过四个多月“全球海选”、国际国内权威专家“把脉”、多轮竞赛后，最终从49家国内外设计机构中评选出优胜方案。

以全球视野探寻这座特别新城的未来轮廓，彰显了深汕特别合作区“造城”的抱负。最终获胜的中心区设计方案，是由加拿大与深圳的设计联合体提交的《共生绿都》。这一方案，明确了自然资源本体在建设发展中共生共融、和谐发展的建设理念。也正如方案征集期间出席中心区规划建设国际论坛的专家、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前任总建筑师（2011-2015）比森特•瓜利亚尔特所言，“深汕特别区生态环境令人向往，这座新城最好的生活方式是既与世界高效连接，又能保证与自然和谐融合。要在保护自然、保护传承、保护精神和灵魂的同时，建造一个全新的拥抱未来的城市。”

亮点：主打“深圳元素”，站在“巨人”肩膀上谋划未来

经过7年建设，如今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城乡面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作为发展先行区的鹅埠片区，目前基本形成了纵横连通、相互衔接的市政路网和日趋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一座新城的雏形已开始显现。

“深圳元素”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最耀眼的一块招牌。在建设过程中，深汕特别合作区积极推进产业、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功能、行政管理等方面与深圳一体化发展，在入驻企业、规划理念、城市氛围、建设标准、技术运用等众多领域引入深圳标准、深圳经验，以至于有人形容，深汕特别合作区是站在深圳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谋划未来。

比如，从大的方面，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的管理团队，大部分是从深圳选派过去的干部，工作效率、办事理念都具有“深圳气质”；深圳企业是开发建设的主力军，目前引入建设的67个产业项目中，来源于深圳的有61个；落户的深圳总部企业和利用深圳品牌效应引入的企业，在这里享受深圳同等待遇标准；符合企业条件的人才，可办理深圳户籍和深圳社保，等等。

细微之处更能映射出深汕特别合作区与深圳的无缝衔接。

一位深圳老干部曾说起他到深汕特别合作区考察的一个“发现”——在深圳以外的地方，深圳的电视节目只有深圳卫视可看，但在深汕特别合作区，却能收看到深圳电视台所有频道的节目。

这背后，得益于深汕特别合作区在鹅埠片区先期开通了深圳有线电视信号及接入深圳超高速宽带网络，周边居民不仅能享受到深圳人同等的电视资源和电视品质，就连网速也采用的是超高速WiFi，直接对标深圳智慧城市建设。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深圳化”的细节，让这里的人恍如置身于“小深圳”之中：电话区号是0755；道路路牌的外观和设计与深圳的一模一样；5条区内公交线路，行驶的是深圳巴士集团旗下子公司的公交车，挂的是“粤B”车牌……

很多造访深汕特别合作区的人，看到这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都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仿佛看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深圳特区。”

“形似”深圳，是第一步。对于有“深圳基因”的深汕特别合作区而言，“神似”深圳，才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应触及的高度与追求。

期许：未来可期，特别之地的三重特别价值

面积较大、人口极少，深汕特别合作区有条件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这块特别之地，在三个层面体现着特别价值。

首先，是市一级的层面。

从2016年起，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始依法统计经济指标。据统计，2017年，深汕特别合作区全年生产总值约45亿元，按可比价评估，增速约70%。如果光从数字上看，这一点GDP对于深圳来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从长远来看，它对深圳的意义不可小觑。

7年的实践证明，深汕特别合作区立足于分担深圳的未来而不是承接深圳的过去，确实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普通产业转移园的路子，成为深圳拓展主导产业发展空间的重要腹地。而与“经济账”这些显性收益相比，深汕特别合作区未来在纾解深圳城市功能、补充社会功能、丰富政治功能以及释放城市潜力等方面所带来的隐性收益，同样值得研究和挖掘。可以预见，在此次体制机制调整之后，在深圳的全面建设管理之下，深汕特别合作区与深圳将进一步实现政策直通、资金融通、道路连通、人才流通、民心相通，其作用还会进一步扩大和释放，至少有四个支撑值得期待。

一是自主创新和产业支撑。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为深圳全面建设管理，有深圳“10+1”区的政策资源“加持”，再加上这里具有当前深圳不可比拟的成本洼地优势和土地优势，这对企业落户深圳和深圳企业谋求外溢布局时的决策判断，显然增添了不少砝码。可以预见，这里未来将是支撑深圳自主创新和产业拓展更重要的平台；

二是开放支撑。深汕特别合作区地处珠三角和粤东地区的“咽喉”地带, 是珠三角经济圈和海西经济圈结合部，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对于深圳发挥经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深汕特别合作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门户，是深港向东拓展辐射的重要支点，这种区位优势将有助于提升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改革创新支撑。除了继续为区域协调发展、“飞地经济”模式的改革创新探路外，深圳还可以利用深汕特别合作区“白纸好作画”的后发优势，在深汕特别合作区试点推行经济体制、生态文明、民主政治、文化体制、社会和司法体制、党建等领域的改革设计，将深圳改革创新的招牌擦得更亮；

四是人才支撑。人才是深圳未来发展所需的“第一资源”，而在生活成本上升和高房价的现实压力面前，深圳如何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进而提升在人才“争夺大战”中的竞争优势？具备成本洼地优势的深汕特别合作区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能——这里，可以作为人才进入深圳的“第一站”。

其次，从省的层面看深汕特别合作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种战略布局和政治考量。

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和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担负着“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时代新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承载着中央的特别期许和重托，而当务之急，就是破解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难题。建设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过程，就是广东一次重要的“解题”过程。深汕特别合作区将是汕尾借力腾飞的支点，通过深圳的品牌和影响力招商引入项目，可以优化汕尾的产业结构和城市格局，促进汕尾实现经济体量、产业层次以及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

再次，在全国的层面，深汕特别合作区是发展“飞地经济”的典型代表，其实践创新经验对于探索全国区域合作具有极高的示范作用、借鉴意义和先行价值。

今年，深汕特别合作区提出要奋力打造“中国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首创者、飞地治理模式首创者、飞地农村城市化实践首创者”。设立7年来，深汕特别合作区在体制机制、城市规划和产业建设等方面的确也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思路和举措，积累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建设经验，吸引了全国很多地方前来“取经”。

在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前，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曾会见深汕特别合作区主要领导，重点了解了当地在创新区域合作模式等方面的建设发展情况。

进入体制机制调整的新时代，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人们打开了更富想象力的空间。今年3月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曾撰文，将深汕特别合作区比作“东深圳”，并指出，人们应该给予深汕特别合作区特别的关注，因为未来这里的发展速度将会重现过去三十多年来深圳的高速成长模式，忽略“东深圳”，就是忽略深圳未来最重要的战略机遇之一。

最后，小政要用一个视频带你到这片充满了希望的热土去看一看！

来源：深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