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一支”战史 第二章 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1）

戴镜兵

第二章恢复和发展武装斗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第一节重建武装部队

  一九四六年七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正规军陆续北调，广东兵力空虚，对广大农村已无力控制。民众武装四起，人民反“三征”、求生存的斗争此起彼伏。

  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对南方各省指示：“在目前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南方各省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方针：凡有可能建立游击根据地者应立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待条件成熟”，“但总的目标仍然是积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各种条件，而不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一概采取长期隐蔽的方针。”中共广东区委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提出不违反长期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号召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领导群众进行反三征，反迫害，破仓分粮，减租、减息的斗争，建立武装，扩大武装，广泛建立游击据点，为大搞武装斗争打下基础。

     

      十一月间，广东区党委尹林平在香港召开江南地区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蓝造、林文虎、叶维儒、张军、曾建、李少霖、李群芳等。尹林平分析了全国和广东的斗争形势，传达了区党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后，指示江南地区要迅速重建武装，恢复武装斗争。派叶维儒、曾建、李群芳等，先回坪山、龙岗等地做重建武装的准备工作。约半月回香港汇报情况后，派出第一批同志回江南地区，开展重建武装的活动。

   

   在惠阳，以叶维儒、曾建为领导，并负责坪山、葵涌、大鹏地区的重建武装工作；李群芳负责龙岗、新圩；丘耀、丘平负责淡水。罗汝澄、林文虎、彭景派去“靖沿”部队工作。在东莞、宝安，张生负责东莞清溪；谢金仲、何棠负责东莞路西；梁忠、曾强负责宝安。在海陆丰，由蓝训材、庄岐洲等负责。在惠紫边，由高固、黄友负责。根据实行“小搞”，准备“大搞”的方针，各地都组织了若干武工队开展活动。一九四七年一月，江南各地区武装共七十八人，配轻机枪四挺、步枪四十支、手枪三十四支。到二月底，这批武工队发展到一百六十多人，其中惠阳六十七人，东宝六十余人，惠紫边十五人，海陆丰二十二人。这些武工队，人数虽不多，但为恢复发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十二月初，中共江南特派员对贯彻执行中共广东区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作了研究。决定抽调地方党部分党员干部和动员东江纵队复员的干部、战士归队，以留下坚持斗争的小分队作为骨干，重建武装部队。采取统一领导，分散发展的方针。即：在党的领导下，分散去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打击国民党的反动乡村政权和反动武装，逐步扩大活动地区。蓝造与祁烽作了分工，蓝造回江南着重抓重建武装部队，恢复武装斗争工作。祁烽仍暂时留在香港，着重抓地方党工作，并通知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留下坚持斗争的小分队负责人到香港，布置重建武装、恢复武装斗争工作。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和小分队的负责人杨培、叶源、李华、胡施和余清、黄友等，先后于十二月下旬（或一九四七年一月间）到香港接受任务。江南特派员向他们传达广东区党委的决定和江南地区贯彻执行区党委决定的意见，要求各地方党组织和各武装小分队积极参加与配合重建武装和恢复武装斗争的工作。与此同时，海陆丰地方党负责人刘志远也到香港接受任务，广东区党委向他传达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并告诉他，海丰、陆丰合并成立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在恢复武装斗争后，划归江南地区领导。蓝训材很快就回内地参加领导恢复武装斗争。

     

       二月初，蓝造从香港回到坪山，在北岭沙坑围召开干部会议，听取了汇报和对今后斗争进行了讨论。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采用群众自卫组织，维持治安的名义，在江南地区成立惠东宝人民护乡团、惠紫人民自卫队和海陆丰人民自卫队。惠东宝人民护乡团，蓝造任团长兼政委，叶维儒、曾建两人任参谋长；惠紫人民自卫大队，高固任大队长，胡施任政委，黄友任副大队长；海陆丰人民自卫队，蓝训材任队长，刘志远任政委，庄岐洲任副队长。部队重建初期，没有统一番号，也没有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三支部队统一由江南特派员（后江南工委）领导，具体军事业务工作，由惠东宝人民护乡团负责处理。从此，江南地区重建武装部队和恢复武装斗争工作，便全面开展起来。以人民护乡团、人民自卫大队名义贴出布告，广泛宣传，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自卫，维持治安，反抗“三征”，反对倒租倒息，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虐政，实现和平民主。由于这些口号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群众的迫切要求与愿望，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备受迫害的老区人民，到处宣传重建武装的喜讯，受尽残害的复员同志，闻风而动，陆续归队。在香港、广州的进步青年学生，也先后奔赴江南参加部拿起武器，进行反蒋斗争。江南地区重建武装部队，就是这样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江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

   

     恢复武装斗争后，各地武工队发展迅速，非常活跃。海陆丰庄岐洲等在大安洞建立据点，举办军事训练班；蓝训材率江国新短枪队深入平原活动。东莞路西的谢金仲、何棠、叶忠培、钟水等，找到东纵留下的两挺机枪，组成两个武工队，活动于莞樟线和水乡地区。宝安的曾强、梁忠等活动于甘坑、木古、雪竹迳、羊尾一带老区，联系东纵复员人员，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武工队。东莞路东清溪、凤岗、塘沥一带，张生、张德明、张福友、张尔等，依靠地方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复员人员归队，成立清溪武工队和塘凤武工队。惠紫边的温平、薛水平、丘元等，组成武工队深入松坑、上义、好义、古竹等地活动。惠阳的武工队发展更普遍，计有坪山的戴文队，龙岗的丘能、陈福秀队，坑梓的黄运连、黄庆雄队，坪地的余明照、林安队，周田的邝逸队，新圩的巫生、曾尧队，横岗的张玉书队，沙湾的万云生、叶维汝队，麻溪的陈荣金、陈吉桃队，秋长的黄永泉队，镇隆的黄卓如、温彬队，潼湖的张先队，田心的钟思英、黄生队，大鹏的廖梦、蓝介队，河东的张容队和金山曾祥队，良井的杨浩、杨志谦、叶斯队，淡水的温杰、邓辉、丘特辉、叶金蕴队，澳头的李克林队等，其中以余清小分队为骨干的坪山武工队，发展最快，装备也较好。这时，各部队除以武工队为主要形式普遍发展外，并开始建立连队。

     

       四月，中共江南工委成立，蓝造、祁烽为正副书记，统一领导全区武装斗争和地方党工作。江南工委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如下决定：

       一、继续抽调地方党员干部和动员复员的干部归队，解决部队干部不足，加强部队的领导。

      二、部队进行整编。要求部队在分散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集中，建立连队，建立主力部队。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组成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罗汝澄，副大队长肖伦；这是护乡团的主力大队，担负机动作战。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曾建，副大队长李群芳、温汉光；该大队活动于惠阳地区。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军，政委杨培，副大队长林文虎、李和；该大队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惠紫人民自卫大队和海陆丰人民自卫队，领导干部不变，活动地区不变。部队根据江南工委的决定，建立或充实连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江南部队已经逐渐由武工队为主要的活动形式过渡到以战斗连队为主要的活动形式了。

     三、建立和健全部队的政治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惠东宝人民护乡团建立政治处，由叶茵、王舒分管组织、宣传等工作。要求各部队配备好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和连队、武工队的政治指导员、政治服务员、文化教员，开展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活动。有步骤地进行审查和恢复东纵复员干部、战士的党组织关系，以及发展新党员，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四、加强后勤、交通、情报等工作。江南地区重建武装开始，就重视后勤给养、交通、情报等机构的组建，并通过多种方式取得经济和情报的来源。

重建武装开始时，一至三月，我们解决部队的给养办法；惠东宝靠打反动地霸，以罚款为主要形式；惠紫边，实行募捐为主；海陆丰实行募捐与收税相结合。募捐实际是摊派，发通知书给地主、富商，限期如数捐助，也有顽抗不交者。但部队日益发展，靠打反动、罚款、摊派，很难维持。少捉、少罚、少摊派，不能解决部队的给养；多捉、多罚、多摊派，政治影响不好，群众有反感。因此，从四月份起，我各地部队就分别建立起税站，征收货物进出口税和过境税。从此部队的给养，不再依靠打反动、罚款和募捐过日子。

       从四月至八月底，各部队的后勤组织机构，包括供给处、税站，医院等机构，以及交通、情报等组织，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惠东宝人民护乡团设有供给处，处长曾尧，副处长吴送（后调二团负责供给工作）；设被服、粮秣、财务等股和一个车衣站、一个修械所。负责部队的被服、粮食、弹药、医疗、药品的供给，伤病员的治疗，以及军械修理工作。惠阳税务总站，总站长李木，政委廖新华；在坪山、龙岗、淡水、新圩、葵涌、大小梅沙等地设立分站。惠阳税务总站直属护乡团领导。东宝地区也有宝安、东莞、路东三个地区设立税站，宝安税站站长蓝杰，东莞税站站长何财，路东税站站长曾洪。护乡团情报总站长曾容。在淡水、新圩、镇隆等地设有情报和交通分站。护乡团还建立起后方医院，院长叶聪慧，医务人员共有三十多人，连队都设有卫生员，她们多是来自农村的童养媳或女学生，经短期训练，成为勇敢的白衣战士，她们在战场上与战士同进退，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立下了很大功劳。海陆丰人民自卫队的税收总站由王报负责，交通站由黄贡负责，情报站由李寅负责。还设有卫生组，由廖洁英、许淡负责。惠紫边人民自卫大队，在大队部设有交通、情报、税收总站，在安墩、松坑、上义、好义、古竹、多祝等地设有分站，均配有站长、交通员、情报员、税收员等。

       税收工作极为艰险。敌人对我税站恨之入骨，为了扼杀我军经济命脉、断绝我军给养来源，每次进攻我游击区，都对我税站进行残酷的扫荡。还常派出便衣特务，进行包围偷袭。丘平、丘耀，就是在建立税站不久，被敌人袭击而牺牲的。敌人还斩下他们的头，挂在淡水圩示众。税站的同志们就是这样用鲜血作代价，来换取部队的经济来源，保障部队供给的。但无论敌人的手段如何残忍，也吓不到我税收人员，他们顽强、机智、灵活，和敌人周旋，坚持收税。因此，敌人始终无法摧毁我税站。

      随着部队活动地区的扩大，税收日益增加，部队开始时的分散自筹自给，过渡到统筹统给，而且制定了部队的供给制度。规定：部队干部、战士伙食，每人每天大米一斤二两，油二钱；菜金；惠东宝地区三千元，惠紫、海陆丰地区一千六百元，每月肉一斤。生活费，每人每月烟丝十两，现款；惠东宝地区十万元，惠紫、海陆丰地区三万元。学习用的铅笔、本子由部队发给，被服每人每年单衣两套，内衣二套，绒衣一件，鞋二双，毛巾二条，竹帽一顶，每人一次过发毛毡一张（注：以上发的钱是当时国民党的旧币）。这些供给制度建立后，在战争过程中贯彻执行，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江南地区毗邻香港的特点，我们在香港设立江南部队驻港后勤处。一九四七年初，在九龙深水步长沙湾道设立联络站，负责联络输送人员回部队。不久，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成立江南部队驻港后勤处，设在九龙深水步大埔道，以“广丰行”商号的名义掩护活动。江南部队驻港后勤处由陈苍、吴坚、温柏如、赵林等组成，由刘汝深负责。党政工作由香港分局代管，业务工作由江南部队领导。驻港后勤处的主要任务是：输送人员归队或参队；采购和运输物资：建立从香港到江南地区的交通运输线；接待安置个别需要到香港治疗的伤病员。

      从香港归队或参队人员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有老干部、老战士，有文艺、新闻、教育工作者，有工人、职员，有大、中学生，等等。他们分别通过华南分局、分局财委，华商报社，广州地下党。地下学联，达德学院、培侨中学、香岛中学等院校，以及海陆丰旅港党支部及其领导的社团、工会等单位介绍到驻香港后勤处，由驻港后勤处分别通过各条交通线送回部队：一是经过元朗交通站送往宝安、东莞；二是经过大埔交通站乘船到吉澳交通站，再乘船到大小梅沙、陈坑、土洋等地登岸，或从大埔乘船直接到上述地点登岸，去坪山、大鹏、坝岗等地；三是从陆路经莲麻坑交通站，在沙头角、深圳之间越过深圳河直往坪山。

      江南部队所需的物资，大部分是从香港采购回来的。从香港采购回来的物资，计有毛毡、布匹、服装、内衣、绒衣、塑料雨衣、胶鞋、毛巾、医疗器材和药品、油印工具、书报、等等。甚至炸药、雷管、汽油等，也可以通过一些商人的关系购买运回。这些物资大部分是由驻港后勤处采购运回部队；一部分是部队直接派人到香港采购，交驻港后勤处运回；一部分是华南分局财委送来的物资，交给驻港后勤处运回部队。也有一些物资是叶维儒、罗欧锋在港期间，为部队采购的。

在香港开展后勤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社团对部队的支持和援助。在香港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社团，曾为部队捐献物资和医疗药品，或捐款给部队购买物资。叶维儒就曾经向一位爱国的资本家李某借过五万元港币，赶制服装运回部队。民主人士叶强基先生，也曾经接收、掩护我部队的一些伤病员在他的医务所治疗。海陆丰的爱国人士张溪、彭武云、刘贤志等先生的商船，都曾经为我们运送人员和物资从香港去海丰。罗欧锋、陈永对香港警署的新界帮办林汉先生做过工作，争取他不干涉我们从大埔等地运送人员、物资回江南地区。

在香港开展后勤工作，对密切江南部队和香港分局的联系，解决部队的物资供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