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春节习俗（2）

戴镜兵

客家春节习俗（2）

（一）历史轨迹

客家先民迁入广东的时间相对较晚，至明清时期，广东的客家民系才日渐发展成熟。此外，客家人多定居于粤东北部的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所以客家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而经济情况对整个社会民俗活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纵观明清时期客家地区的地方志，可以发现，其中对春节习俗的记载或十分简略，或有所疏漏，内容详略参差不齐。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旧方志进行整合，相互比照和补充，才能够得出较为完整的明清至民国时期客家春节习俗的记录。对比今昔客家人过年的风俗，我们可以发现客家春节习俗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客家春节习俗在传承中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较强。我们可以看到，像年前沐浴、照虚耗、送穷、鞭春等这些源自中原或荆楚文化的传统习俗，至今仍在客家地区流行，而且并未随着多次迁徙而发生改变，在一些散居的客家村落也保持着很高的一致性。产生这种稳定的延续性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客家人对于自身的文化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感，他们强调保持祖先的语言、文化和习俗，客家一句有名的祖训便是“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人在注重自身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另外，由于客家地区地理环境封闭，商业气息较为薄弱，所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相对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稳定特性的形成。

其次，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客家社会的宗族意识加强，这在节俗中也有所体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元宵前后的“上灯”（或叫“吊灯”、“添新丁”、“庆丁”等）习俗。翻阅明清至民国时期客家地区的方志，关于此俗的记载寥寥无几，后娄子匡先生在《新年风俗志》中对翁源正月十三的“吊灯”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现在，客家地区普遍都有在元宵前“上灯”的习俗。可以由此推测，这项习俗应当是清末至民国之后，才日益受到重视并兴盛起来的。“上灯”除了生子者到祠堂挂花灯以示正式进入家族之外，有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即设宴筵请亲族，这是加强宗族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习俗。事实上，除了客家地区以外，广府地区的开灯之俗在方志中的记载，基本上也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才开始增多，这与明清时期宗族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对客家民系来说，这与他们曲折的迁徙史也有关系。对于历经多次迁移、常常位于“客居”地位的客家人来说，聚族而居是一种有利于自我防卫的方式，他们的宗族意识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强。清代的两次迁徙、清末的土客械斗以及艰苦的生存环境，迫使客家人寻求和依赖宗族力量的自主性更加强烈。民国以来，客家人对上灯之俗的重视，也是此间宗族意识增强的一种反映。

另外，客家地区仍有部分春节习俗保留了农耕文化的色彩，不过仪式性的成分逐渐减弱，游艺成分则日渐增加。我国古代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岁时节俗中多有与农业相关的因素，春节也不例外，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立春日的祭春神、迎土牛的习俗。在广府地区，人们对农耕的重视度已不复从前，立春日的这项习俗已基本消失。然而在客家地区，尤其是粤东北山区，春节期间仍有鞭春的习俗。值得注意的是，广泛流行于客家地区的唱春牛、舞春牛等民间歌舞，亦与旧时立春鞭春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驱傩仪式、扮演戏剧的因素，又受到畲瑶等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影响，演变成了如今以唱，舞为主的表演活动。鞭春、唱春牛、舞春牛等民俗活动反映了客家地区春节习俗中的农业文化色彩，既是客家文化传承与稳定性特点的一个表征，也与农耕生计模式在客家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有关。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习俗中与祭祀、占卜相关的意义会日渐减少，被人们所淡忘，与此同时，其中的戏剧和歌舞等因素，则因带着浓厚的娱乐和节庆气息而得以发展，并被流传和扩散开来，这也是许多其他传统春节习俗的发展规律。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与广府地区相似，民国以后，客家地区的一些地方如永安（现河源紫金县）等地，除夕的“灶卦”等岁时占卜习俗渐渐减少。自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祭祀、迎神和庙会等活动被废除，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些地方才部分恢复。此外，由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许多春节习俗，尤其是如采茶戏、舞狮等，如今都面临着失传的境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