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殷切告诫永远都不会过时

缘来缘去 · 发表于 2023-10-3 2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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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殷切告诫永远都不会过时

——缅怀陈炯明先生逝世90周年·2（1933/9/22—2023/9/22）

陈治赠 2023年10月3日

近代是中国处于转型的特殊年代。中国如何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如何继续革命？中华民族各式政治人物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有的是昙花一现，有的被国人嗤之以鼻。陈炯明提出的“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政治主张，则永远都不会过时。

一、陈炯明为什么要提出“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政治主张？

1914年4月16日，日本扩张主义者大隈重信第二次组阁，要求德国将其在前清（1898年）“租借”到的“山东权益”让给日本。德国没有理睬。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政府发表了24点声明，宣布中国为非交战国，保持中立。

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为日本强盗试图独占中国的野心提供了可乘之机。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应在9月5日以前“无条件、无代价地把全部胶州租借地交给”日本当局，“以便最终将其交还给中国”。德国没有反应。于是，日本对德宣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成员国”。

1914年9月2日，日军悍然在山东半岛北侧登陆，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德国“开战”。先攻占了潍县，接着又占领了潍县至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随后攻占了青岛，占据了胶州湾，控制了山东全境。中国政府照会日本，提出日军撤出山东，归还胶州湾主权的正义要求。日本政府不仅没有理睬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而且，日本外务省则不失时机草拟了《二十一条》，11月11日本大隈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面呈袁世凯，强逼中国政府接受，而且蛮横提出“秘密”签订，不得泄露。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坚决拒绝接受。《二十一条》为舆论所披露，激起举国上下的强烈愤慨，疾呼拒签《二十一条》，要求政府用兵，驱赶日本强盗。然而，愤怒无法代替理智。国家必须面对四个问题：

1、1913年7月12日，国家平息了黄兴发起的，有江西、江苏、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七省（地）宣布独立，脱离中央的“癸丑之役”，在动荡中刚刚缓了一口气。更为现实的是，此时中日交火，南方各省军队同仇未必敌忾，能否接受袁世凯的统一指挥是一个未知数。袁世凯能指挥得动的仅有一支北洋军。很难断言，以一人一军之力敌日本举国之兵，是否又会演变成为一场“甲午战争”？

2、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华革命党人认为“欧战爆发是发动第三次革命的良机”，正在与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勾结谋举第三次革命，国家面临着内战的危险。一旦中日开战，中华革命党人乘机揭竿，国家背腹受敌，中华民族将会惨遭内乱外患的无穷灾难。

3、此时，英国、法国与德国尘战正酣。英国甚至觉得，让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华北，或许会更有助于巩固英国在华中、华南利益的稳定。沙俄正策划着外蒙“独立”，加紧对中国的扩张，对日本的行动自然未加反对。尚未卷入欧战的美国，也不愿因为中国的事情而与日本发生磨擦，她关注的是家门口的战火。再加上协约国在欧战中吃紧，日渐感觉到日本加盟援助的必要，因而也就默许了日本的强盗行径。而且，日本已对德宣战，成了欧战的协约国。一旦中日交战，无形中站到了德国一方，等于中国参加了世界大战。中国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日本，而是与协约国为敌。

4、这是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最辣手的政治危机和国际危机。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场危机？是用战争的手段还是用谈判的手段？中国政府必须权衡轻重，最终选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二十一条》的问题，以期将国家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是中国政府目前唯一的、也是无奈的选择。

为遏止中华革命党人倚赖日本谋举第三次革命，流亡南洋的中国国民党人当头喝棒，提出了“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殷切告诫。

二、陈炯明提出“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具体内容。

1915年2月25日、3月26日、5月21日，陈炯明与黄兴、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林虎等十七位国民党要人联名，三次分别致电上海《时报》、《字林西报》、《时事报》及北京《国民公报》等十多家馆，在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外侮的危急时刻，通电阐明国民党人的政治主张。强烈要求政府拒签《二十一条》。针对中华革命党人投靠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妄图依赖外国势力，解决国内政治纷争的卑劣行径，深刻地指出：“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为族人自董之。倚赖外族，国必不保”。陈炯明与黄兴领衔通电，明确表态：国难当头，暂停革命，与政府一致对外！（详见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上卷中山大学出版2007年10月第2版第237-241页）

联名通电主要有五个内容

（一）就“癸丑之役”的行为，向举国致歉谢罪。“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南北统一以后，政柄已集于一偶。吾党遵守宪政常规，诚有所抨弹牵掣。时则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国中贤达每来诮让之声，兴等自惟前失，敢不引罪？癸丑七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苟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戮，又何足借”？“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表示了君子坦荡之襟怀。

（二）反对乘外交急迫之机而起革命。“吾侪亡命海外，近有风传，谓：将乘外交急迫之机，与第三国钩连，起而革命。无稽之言，吾人不从，且此种蜚语，有伤吾人之爱国以及吾人与第三国之品位”，“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家。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凌（零），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 。“吾国政府纵有万恶，亦惟吾人有权改革其非，且吾人亦惟有自行改革其非” 。“革命者，全国心理自表征，自非多数人责望吾人，吾人断不妄动”。主张停止“革命”，共赴国难。

（三）告诫中华革命党人悬崖勒马。辛亥革命“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癸丑之役，“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骤难克敌亡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诓怯之名，质之天袁，尚无所歉。斯时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犹且不肯负固以因众生，今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毁兴等者，即不计吾徒居心之仁暴，亦当论其设策之智愚。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朦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外族，国必不保”！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政冶。“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年来内政荒芜，纪纲坠地，国情愈恶，民困愈滋”。“外交受迫，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夫只知媚外，亦有穷时；专务欺民，何异自杀？吾国经此惩创，乃为迷梦猛醒发愤独立之秋，曰存曰亡，惟视民气”。警告袁世凯莫自取灭亡。

（五）一人政治毫无裨于国家实际。通电针针见血，“外交失败，丧权蹙国”，“条约既成，国命以绝”。指出袁世凯政府“一方对民力肩保国之任，一方不战作城下之盟”，“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外人审此，恫喝以乘”。所谓“国弱” ，“弱国无外交”；所谓“将不复如甲午、庚子之役”，“以直隶一省之众，敌一国或数国之师”，都不是之所以承认《二十一条》的理由。结症在于：“一人政治”！“人以一国敌一人，吾则反之”。袁世凯政府“改篡民宪，放逐议员，一国之权由己垄断”。“惟不许国人参与政治于平时”，国人纵丧其自由，这是“政治自杀”。“一国之危，待救于一人，孰若自救之？可恃民力” 。“凡国有民即自有力，凡民有力即可图强”。“外顾世界大势，内审吾国政情，幸于和平进步之中，力求排寡伸多之诏”。“武力升竞，实乃专制仅有之根据”，主张由国民参与政治。

通电之前，陈炯明曾针对中华革命党人提出的所谓：欧战发生，中日争端，袁世凯外援已绝，谋举“第三次革命”刻不容缓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宗邦之命，悬于世界已非一日。存亡不关内乱之有无，彼殆未之审也。顾持急进者，动以外债断为一绝好机会，亦知彼而不知己。机会二字，当具双方观察。袁必有可乘之机，在我实有能乘之力，二者凑合，斯为机会成熟。否则袁即一枝之韧，吾党能力不逾婴孩，其能折乎？今人以盲进突击为能，对于昔年经过之困难，毫不计虑，而目无障碍，向壁猛撞，迨烂额而踣，尚不知返。卒之所得，黠者骗钱，良者丧命，群盗外竞，内哄不已，亦可痛也！此殆狃于首次成功之易。然民国肇造，民党之力实未能贯彻始终，故有南京政府之投降。民党不自深省，每贪天之功以为己能。二次相率以败，亦职是故也”，“今日袁氏魔力自然非弧儿寡妇可比，苟北方气象无丝毫之摇动，而谓可起东南，以经营西北，鉴于首次二次均无可幸之事实，乌得自欺乎！”。“因亡而动，毫不费力。且袁氏推翻之后，对于经国大计，尤宜得有力者一致之主张，以为天下倡者” 。“故今后进行，除切实筹备相当实力外，似不可不加意于此” ，“而不分党派，集中人材，尤极中的救国之基”。“日本为敌地，党人不宜再留”， “折柬遍邀留日欧事研究会各员来南洋共商国家大计”。

三、陈炯明终生践行“倚赖他族，国必不保”的治政主张。

希望得到外国政治势力的军援，近代某些政治人物梦寐以求。唯独陈炯明不宵一顾。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权在国际上非常孤立，急于在中国扶植傀儡以打破僵局。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提出和实践联治民主制、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被誉为“东方明珠”，“模范小中国”。尽管中国社会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在当时国内，是绝无仅有的实验，非他处武人所能及。几乎所有到过漳州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不被漳州那种朝气蓬勃的气氛所震撼。北大的学生来漳州考察后，声称：“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陈炯明创办的《闽星》半周刊，又曾连篇累牍刋载介绍和宣扬苏联十月革命的文章，英美两国的外交情报甚至将陈炯明称作“布尔什维克将军”，国内舆论称陈炯明为“中国的列宁”。引起了列宁的关注。苏俄权威刋物认为陈炯明是“中国最先进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详见段云章倪俊明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262—264页）。

当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口还在流血的时候，1919年8月苏俄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政府与中国（清政权）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全部特权、土地和战争赔款。这仅仅是一种外交姿态，苏俄始终没有兑现承诺，是政治欺骗。但《宣言》的发表却在中国引起了预期的轰动效应。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信以为真，把苏俄当成朋友。

1920年4月22日，波特波夫化名路博，偕同一名翻译和一名瑞士籍女士，乘船抵厦门，再乘小船到达漳州。在漳州住了二个星期，与陈炯明会谈二次。机要秘书陈其尤全程陪访。波特波夫离漳，陈炯明赞助路费港币2000元，派秘书李瑞珍（男、海丰籍）护送至香港。

波特波夫是带着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而来的。这是当时，是列宁给中国领袖人物唯一的亲笔信。足见陈炯明在苏俄心目中的地位。列宁在信中对陈炯明表示钦佩，要陈炯明如苏俄那样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波特波夫主动提出：苏俄可以将储存在海参威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协助陈炯明完成中国革命。波特波夫提出的，无疑是列宁的旨意。

陈炯明的态度非常明确：十月革命值得庆贺，军事援助免谈！他遵循中国的传统礼仪，给列宁写了回信。象一切善良的中国人以及前苏联人民一样，陈炯明相信“新的俄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布尔什维克主义将给人类带来幸福”。同时表述了一个鲜明的政治观点：“吾人之使命不仅在重建（改造）中国，亦将及于东亚各国”。中国人有能力和信心重建（改造）中国，无需依赖他国的军事援助来“协助中国完成革命” ，准确回答了中国今后的道路是和平重建（改造），而不是流血再造。此信由陈炯明口述，朱执信用英文起草，廖仲恺打印。1921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刊戴了此信并加按语称：“陈炯明是一位最杰出的军人……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坚定不渝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人在苏俄建立的一个共产党支部深感荣幸，郑重致电向陈炯明致敬。

陈炯明谢绝了苏俄的军援，不愿充当苏俄的工具，不与苏俄发生任何政治交易，拒绝充任苏俄的傀儡。苏俄才不惜造谣污蔑，大动干戈，在东征时硬将陈炯明与“英帝国主义”捆绑在一块，宣称“消灭了陈炯明，不仅是对中国大商人（买办）大地主大富农的反革命运动（即联省自运动）的致命打击，而且也是对组织和资助这个运动的英帝国主义者的致命打击”。

陈炯明终其一生践行“依倚外族，国则不保”这一治政原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始终不与任何外国政治势力发生政治交易，也没有接受任何国家的军事援助，不为外国任何政治势力所左右。不卖国，不害国。是近代中国最完美、最高尚、最纯洁的爱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