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算起,我们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了。不过,把这个时间周期当成现在中国的国家历史的话,用人种组成和地域组成来作为基数与现在的中国进行比较,可能还不够准确,因为比较秦代的管治范围与现在的国家范围大相径庭,相差甚远(至秦二世灭国时疆域西部达到今甘肃、四川,西南到云南、广西,北到阴山,约占现代疆土的二分之一不到,而且这些说法都是笼统的,事实上部分地区的官僚体系和民生管辖都没有到位)。但是,秦朝作为第一个以大一统的概念完成后战国时代的国家机器并构,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甚至规划思想控制,它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所以作为封建时代的开端(另一说法是教科书里面说的,废除奴隶社会开始的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这也是合理的。 在这两千两千两百多年来里,中国大地经历了秦朝、两汉(分东西汉朝)、三国、二晋(分东西晋朝)、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共十四个阶段,共历经大小上百个国家国体和更多的割据势力地盘。事实上,这些朝代的更迭都是遵循着两个定律:一是所有国家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家天下制度体系;二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朝代末年的国家腐败、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导致军阀或者民众揭竿而起推翻当局所致。当然,在这些循环之中,不乏励精图治、为民治国的仁义理念的实践,也有由此产生的国家中兴幸福指数提高的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都流传甚广。
1840年后,我们的这片土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以鸦片和新式武器揭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正式开篇,中国大地陷入是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命运多舛,已经进入万劫不复之地。人们开始思考祖国与列强之间的差异,这一时期开始产生了一些先行者,他们在苦苦挣扎之后为国人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国家为什么疾病羸弱,为什么受人欺负凌辱,是制度问题还是命运问题,是经济问题还是民生智慧...这些问题一时迸进国民的脑子里,思想运动此起彼落,跌宕起伏,国家也因此在匍匐前进着。后来,中国人终于开始了两种尝试,第一种尝试成功了,就是共和国——取缔帝制——的形式,确保国家意志凌驾于个别人的个人意志,国家立法、议政参政、执法等由宪法规定下来,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得到或者说上升到国家意志加以保护。第二种尝试就是民主与集中的度的平衡和执行,至今都在尝试中,无论在经济层面(国家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孰轻孰重,还未定论)、民主层面(中央集权与真正民意体现的权力结构的配比、高低)都还没有最后或者说最好的定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
在这个过程中,与前朝相比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还不尽人意,但是国家的立法趋于制度化和透明化,人民有了这些有法可依的思考逻辑基础。可以说,在最近的30年里体现得更为明显,也可以说只有这30年才真正开始了这一巨变的实操。中国经济急剧腾飞,国家富强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开始得到较好体现,在面对内外危机时有了更好的国家保障资源,国家层面实现了真正的安全,确切地说实现的自主安全保障和存在于世界外交上的平衡线上,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一切看似一片光明,前途无可估量了,我们似乎就要开始天天做着黄粱美梦,世界强国之梦近在咫尺,我们即将登峰造极了吗?其实不然!
正如中央领导人说的,我们现在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腐败。中国人的思想体系、社会文化始终没有改变,而这些负面的东西正是导致封建社会时代皇朝更迭的核心原因。过去,人民在经济条件恶劣,农产品失收,衣食成问题的时候就会怨声载道,揭竿而起。目前,我们的国家进入这个周期的上升阶段,基础条件看似十分良好,社会问题好像都是可控状态,危机言论好像是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大家都这样认为,那也好了,因为我们真就成了掩耳盗铃。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很多现实已经证明国家意志和执行效果存在很大脱节,虽然不可以说是诸侯割据,但是经济力量的壮大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尾大不掉的后盾,更不用谈诸如军方背景的部分。腐败的滋生不断蔓延,权力的寻租空间太大,而且滋养着保护伞势力,导致被消灭的程度、深度都大打折扣。有部分违规人员肆无忌惮,高调行事,明目张胆地触犯了民众,再加上配套的基本措施缺乏或者不力,将情况愈演愈烈,甚至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底下了。目前,国家开始反腐,这是必要和至关重要的,而且迫在眉睫,但是笔者始终认为制度的深化改革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净化一样重要,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建国之初国家大力肃贪的场面,这些执行力度大大地威慑到这些社会蛀虫,这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必要,而且最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思考这30年的成就是否恰恰滋生了拜金、腐败现象,全国全民向前看向钱看,那谁还考虑奉公、廉洁、为民?
这些问题相当发杂,有存在矛盾的地方,要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也要看这个民族的意志,其路远兮!
期许,我们的同胞都能为国设想,我们这一代领导人能肩负起国家长治久安的重任,让我们的国家不止于永远都在周而复始的跌宕浮沉轮回中煎熬,期许,上天有眼,佑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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