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蓝馨梦 于 2020-2-22 11:51 编辑
转自 西去云台(蜗牛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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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网上看到一篇名叫《吴辉中国粮食安全“吹哨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李文亮》的文章,突然想起自己于8年前所采写的有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文章。时至今日,这些问题解决了吗?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但8年前所反映的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仍没有过时,仍值我们去关注、去思考——
古老的乡村是我们的文化母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农耕文明、各种乡风习俗、邻里乡情、礼仪族规等等,经过岁月的淘洗沉淀而凝聚成为我们的文化源头,维系着一村一族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本源。有人说,对乡村文化的重视,就是对我们自身精神世界的重视。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赖以生存的故土,如今却到处是一片荒凉、落寞,一任田园杂草生,几多房屋已倒塌。人们涌向城市,多少村庄成“空巢”……
远去的村庄 失落的家园
一 我们,从小在泥土的滋润、乡风的熏陶中长大。乡村,是我们固有的精神家园。她,就如我们的父母亲一样,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你离开她多久,身处何方,总有根可寻、有家可归。她,又如一颗根深叶茂的千年榕树,永远屹立在村口的那一方,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回归。这固守的乡情使你的心灵有了一种踏实、宁静的皈依感。你,原是朴实无华的大地之子,信仰自然,崇拜土地。
然而,工业文明来了,刮起了城市化之风,农民在一夜之间洗脚上田,涌进城里。然而,城市做好了接纳愈来愈多的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准备了吗?起码的住房、教育、医疗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仍牢牢地固定着农民的身份,不管他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少年,大部分人依然是农民的身份,而无法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他们在城里的各个角落里寻觅生计,住房要租赁、读书、看病要高价,入不敷出,永远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穷打工——他们的孩子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已完全脱离了农村生活,却依然是农民的儿子。在城里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工子女,如果读书不能改变命运,又缺乏经商、就业的门道,往往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穷二代”。这些以生俱来的不公平待遇,更容易让生活在城市里的“穷二代”们产生抵触、对抗的不满情绪,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少。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在大部分农村,由于大批的农民涌入城里,造成村子里面的房屋大量空置、许多房子因年久失修而破落、倒塌,看上去十分荒凉残败,甚至出现空巢农村;还有田地大片闲置、荒漠,一任荒草比人高 ,这就是当前汕尾市大部分农村的现状。
而进城的农民除了少数在城里站稳了脚根,也有的经过努力事业有成,拥有房子、车子,但那毕竟是小数,大部分人赖在城里仍是为了温饱而奔波着,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家里的那点“自留地”根本不够养家糊口,而且耕田需要付出的成本愈来愈高,加上农村的配套设施普遍严重欠缺,特别是水利失修是普遍现象。使越来越多的青壮农民进城谋生就业,尤其是比较边远的农村,几乎跑光了。
曾几何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农村广阔的天地,今天竟然变得如此的颓废萧条,家园、田园撇如弃履,到处是垃圾成堆,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一个村庄周边的环境是干净的!
就这样,进城的农民成了家里留不住,城里又沾不上边的“双边缘人”,而使他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与尴尬的身份。
上述所提到的都是明眼可见的硬性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却是软性“隐形”的方面,但影响似乎更为深远,那就是随着乡村的“自然”解体,滋养了我们几千年的乡村文明也随之断层,甚至有着消失的危险。譬如说,我们的祖父那一代人还念念不忘农耕文明的传统,我们的父辈对乡村的眷恋还留守在童年珍贵的记忆里,而年轻的一代却对农村已完全失忆,他们没有跟父辈一样,经历过上山放牛、下河摸鱼、爬墙上树、草堆里捉迷藏、打野战等等的乐趣,甚至干了坏事被父母从村头追赶到村尾的糗事。他们多数是在城里仄逼的环境中失去了童年,在城市里既没有他们的根,找不到归宿感,对自己的乡下又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已不愿为伍,成了名副其实的“飘一代”。在城里长大的他们既不了解农事、节气的更替,又失去了乡土文化对他们的滋养,赏不到溪水的甘甜、嗅不到泥土的芬芳、享不到丰收的喜悦。
同时,在城市物质化的所谓社会成功标准,所形成的具有明显功利性的渗透下,其浮躁的风气也弥漫到了原本质朴的乡村。所谓有钱便是娘、笑贫不笑娼、荣辱分不清、是非被功利所蒙蔽等等现象正消弥着原有的乡风良俗,道德失控,麻木不仁,使诸多社会问题日渐显现。
日见荒凉的农村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乡风萎缩、乡村冷漠、乡邻陌生。而滋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文化、农耕文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精神底蕴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日渐消失。
二
记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汕尾城区、海丰县范围内以及陆丰、陆河的一小撮农村中,走访了近100个自然村,发现靠近城市或乡镇的农村,流动性还不大,居住人口相对稳定,但也是多数出外务工,纯农户的很少。而稍为远离城镇或地处偏僻的农村,多数就如上述所说的具有“人少、地荒、失水、屋破、家穷、路残”等几大特点。
汕尾城区捷胜镇前进村委管辖程厝乡、李厝乡、乌土乡、格塘乡、大水沟等十个自然村。据当地村民说,前进村在解放初期,拥有良田万顷、人丁兴旺,原为鱼米之乡,一度曾吸引过居住在汕尾城区那些因家境贫寒的姑娘们嫁到这里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村民们陆续迁移到城镇或外地居住。程厝乡现仅有“两户半”人家共5个人居住(其中一位是单身汉)。乌土乡却是空无一人,且房屋全部倒塌。其他乡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到处是一片荒凉。十个自然村共有一间前进小学,据说仅有30多名学生在该校就读。
个案一: 40多岁的何文(化名)是捷胜大水沟人。汕尾建市后不久,他随“移民潮”从农村涌向城市,先在市郊红灯一带搭棚寮居住,职业是建筑工兼摩托车工友。他在汕尾建家后,租住在老城区的凤山街道那一片,从凤照街迁到花井巷再到现在居住的郑厝巷,一共搬了十几次家,现仍是租房。何文育有两子一女,老婆主内,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父亲,一家6口人蜗居在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楼房。何文对于自己在汕尾生活了20多年依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头紧张时仍要借钱度日的现状感到很无奈。何文的大儿子今年20岁,初中还没毕业就跑到东莞去打工。记者随访时,他刚好请假回来,对于采访,年轻人有点排斥,似乎不愿意多说他们家的现状,对农村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何文说孩子都在汕尾出生,平时也很少回去。村里的房子一直空置,已烂得连锁都不用了,他也懒得去理。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打算回去养老?他摇着头说不知道。何文是独子,他父亲前两年还呆在村里下地种田,现在不行了,也只好跟过来。父亲何某,原来还是抗战时期的老兵,他当时在辽宁的第四野战军当通讯班的班长。遗憾的是他没有读过书,解放后何父自己要求回家务农,至今只享受到由国家规定发放给老兵战士每月600多元的生活补助。
由于老区多是老房子,租金比较便宜,除了外省民工多在这里租住,跟何文一样在此租房的进城农民工也很多。
个案二:叶能(化名)是捷胜前进管区新兴村人。他跟何文的经历相似,两家人是租居近邻,但并不相识。今年50多岁的叶能,读完初中曾在当地当了几年小学代课老师,就跑出来跟他一位在汕尾当建筑师傅的叔叔当学徒,一干就是几十年,并自学考取了建筑监理工程师证。他,可以说是汕尾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叶能曾参与了城区许多道路的施工修建,还有一栋栋楼房的建设、监理。但这么多年来,他再怎么帮人家建房子,就是没有一间是属于他自己的。叶能初到汕尾,一开始在城区凤山旁搭寮居住,后来因当地要搞建设才搬走。他也是到处租房子搬家,现在住的地方既陈旧又潮湿。今年底,他的大儿子要准备结婚了,一家人正打算另租一间比较宽大的房子。
叶能说他们家在村子里可算是大家庭了。他有7兄弟,只有一位留在村子里,其他的散居在捷胜、海城、汕尾等地,全都是租房的打工者。叶能是老二,他和老三、老四在汕尾。老三在城区荣泰市场卖菜,老四开三轮摩托车载客。兄弟间平时很少来往,偶尔、或有需要时才会见面,平时除了有事打电话,很少回乡下,只有到了春节或清明节才会在老家相聚一下。叶能80多岁的老母亲还健在,她告诉记者,儿子是飞出去的鸟,她老了,外面的世界她全然不懂。老人家说话时,眼看前方,面无表情……
而对于未来,叶能们都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他们说自己是农村人,一没关系二没能力,当下的生活都无暇顾及,哪敢去想往后那么多的事情?
个案三:今年刚满18岁的小刘租住在城区老船厂宿舍,那儿的两栋旧楼房清一色出租给打工者。小刘是城区东涌镇某村人,很小的时候他就跟父亲来到汕尾生活。小刘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在社会上流浪时他很快就结识了一班小兄弟,到处游荡。由于父母白天忙于做工,对他疏于管教,小刘很快就学会了吸烟、玩游戏、甚至小偷小摸、打群架等。他们经常结伴在网巴、桌球、娱乐等场所出没,市区整条环品清湖大道的小广场上、林荫处更是他们闲来无聊,施以武力、色情发泄的地方。与小刘聊天时,记者隐瞒了身份,并找了一个籍口说是帮朋友打听、寻找她已两天没回家的儿子,问他是否认识?或提供一些线索。小刘想了一下说,你要找的那个人该不是几天前合伙偷剪电线被抓的……或是出于无知、或无所谓,小刘倒也直爽,尽说他们在江湖上的“威水史”,什么寻找刺激就要弄点K粉摇头丸之类的东西;打起架来一呼百应,出手不是钢管就是刺刀,场面就像那些暴力电影的镜头一样……
红海湾区田乾街道的内湖村委管辖新蔡林、新塘、池兜、海埔墟、城埔等自然村。其中新蔡林村是革命老区之一,该村当年曾掩护过许多游击队和共产党员。如今的村庄却十分落寞,由于比较偏僻,几乎没了村道,杂草丛生,成了蛇、虫出没的地方。当记者在一位邻乡人的引领下,拿着一支树枝权当“赶蛇棍”,慑手慑脚如鬼子般进村时,发现该村只有两个单身汉居住,他们分别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其中一位姓吴的老汉在村旁的大榕树下一边抽“水筒烟”,一边跟记者闲聊。记者问他,村里只有他俩,还有人管吗?他说还有村长在,不过他住在田乾那边,没事少来。那村长还用选举吗?老伯指着挂在榕树边被风化得很残旧的一幅横匾说,选举是例行公事,看看上面写什么来着?经他一提醒,记者才注意到横匾的存在,仔细一辩认,才发现已变得迷糊的字迹原来是写着:“选好村委会,共奔致富路”,不禁哑然。记者问老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几个月前选举用的。记者又问,村里平时就只有你们俩,出门在外的人怎么知道要选举呢?他们会回来参加吗?老伯说,都用电话通知啊,他们一般都会回来的,虽然在外面,但毕竟都是这里的人,起码还有田地等利益所在,选谁来当村长,毕竟跟大家都有关系嘛。
个案四:城埔村位于尖峰岭的山脚下,毗邻大德岭山。据村里一位姓陈的阿伯说,他们村有40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前,该村人口有2000多人,现常住人口不上200人。虽然村边有一个城埔水库,但由于水利长年失修,想要耕田只能看天气。山上还有几百亩果林,也是被少数人承包了。这个纯农业村的许多村民被迫往外迁。陈伯育有三男两女,三个儿子都有了家室,一个在海城当摩的司机,两个在汕尾打工。平时,陈伯老两口在村里生活,70多岁的人了,还耕有几分田。他平时不敢跟儿子们要钱,幸得两位嫁出去的女儿,有时会偷给一点私房钱补贴两老的生活。其实,记者刚一开始,听到陈伯还有两个嫁出去的女儿,心里竟然没来由般地替他感到高兴。果然,陈伯一说起两个女儿,脸上就有了笑容!
陈伯说,前段时间他到海城儿子的家里做客,听儿子说,他很想搬回到村里居住,因为海城常常对无牌照的载客车辆抓得很紧,他有点呆不下去了,但却还在那里硬撑着。陈伯说到此叹了口气。
个案五:30多岁的魏孝权(化名)是村里唯一一家没有搬出去外面居住的青年人。他也耕有几分田,还拥有一辆通过改装用来载客的小四轮,来往于周围十八乡。魏孝权坦然地说,他没有能力搬出去,在乡下虽然也是借兄弟的房子住,但好歹不用租,生活虽然穷还算稳定吧。他跟陈伯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如果村里的农业基础设施能够跟上去、居住的环境等能得到改善,许多人是想搬回来的。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回归农村”的心愿,其实也是多数人的心声。但都苦于农村今日荒凉、萧条的生存现状,无以为计。
这样的一种心声,在不久前采访赤坑镇老厝场村时,记者却发现,该村许多出门在外的村民已经自发组织起来,正在为“回归农村”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老厝场村的现状与捷胜的乌土村极为相似,都是人去村空,成了真正意义上连巢都没有的“空农村”。所不同的是该村有的村民由于长期在外面仍无法立住脚根,不胜谋生的重负,好几年前,就有不少人想迁回来居住。但由于原来的房子年久失修,多数已经倒塌了,仅剩的少数房屋也是摇摇欲坠,不能居住。更重要的是许多农田长满杂草,荒芜一片,无法耕种。如何返乡定居、恢复生产,就成了村民每次回来过年、过节相见时的讨论话题。经过了村民们无数次的碰头商议,终于由几位在外面比较有能力的人士牵头,于今年初首次组织大家为重整家园、安居乐业集资捐款近20万元,主要是用来雇工对长满荒草荆棘的田园进行整治修理和把过去无偿借给邻近村民耕作的50多亩田地“赎”回来(据说还要补贴一点钱给人家)。同时,要清理掉房子坍塌后堆积的废土。但下来要解决的事情还很多,而经费却远远不够。记者在电话里采访了一位出门在外的“牵头人”之一孙先生,他说20万,仅仅是个开始,想要在近乎一片废墟的上面重建家园,谈何容易?长期的水利失修就是一个大问题,它超乎了我们的实际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要种好地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而农民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多又分散,使耕作的成本往往比收获还高,再加上农村的配套设施十分落后,使农民陷入了耕作的困境,生活无着,而使有些本来不愿意往外迁的人,也不得不到外面另寻谋生的门路。至于现在这部分人想凭自己的力量重归家园,但鉴于今天所存在的各种实际困难,能不能实现?孙先生说他心里实在是没有底。他还说自己在外面拼搏了20多年也只是个小老板,对于乡亲们这种迫切的希望,他实在是感到“手长衣袖短”,帮不了多少忙。目前,只能尽力而为,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何扶持农业?譬如说可以通过新型的农业合作社等形式来整合分散的田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来节减成本等。但谁来带头组织、协调?农村的配套设施、发展的经费怎么解决?这些都离不开政策的指导和政府的支持才能实现。)
最近,孙先生的父亲孙伯就率先在村里建起了两间平房。他对记者说,这是他准备回来养老居住的。记者问他怎么不跟儿子在外面生活呢?孙伯的回答跟捷胜乌土村一位同样为了回乡养老,而在一片废墟的村庄上重新建起了房子的陈伯如出一辙,他说:人老了,不喜欢在外面居住,叶落归根,还是家里好!
由于平时到农村,找不到外出谋生的这部分村民了解情况,记者只好专挑大年初三四五等日子或清明节下乡。此时,大部分人就会回到村子里过年过节、祭拜祖宗等,使平时寂寞的村庄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汕尾城区马宫镇的盐町村也是一个靠海近山的地方,村民们既可下海,又可种田,过去曾是一个比较富裕的鱼米之乡。随着城市化的浪潮,它也不可避免地席卷其中。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陆续有人往外跑,不上几年功夫,村子里的人已跑了一大半,留下的多是老幼、妇女。一个曾有着近千人口的村子,现在仅剩下不到200人居住。
个案六:今年的大年初三,记者随一个熟人的引领来到盐町村。采访了每年都要从深圳回来过年的黎伯一家人。现在虽然已跟儿子在深圳生活了几年的黎伯说起来,依然很怀念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日子。黎伯说,几年前他还有力气耕田,便舍不下手里的锄头。他说那时候,一家人的粮食还不用买。可后来就不行了,田里的水利年久失修,失去了灌溉的功能,只能看天耕田,那是很被动的。还有的田地被开发征用了,有的拿去搞养殖,如此一来,失去土地的村民,有的虽然还是不愿意离开农村,但也没有办法,为了养家糊口,就不得不往外寻找门路了。
黎伯有一个儿子,三个嫁出去的女儿,全部都在深圳打工或做生意。平时,一家人很少回来,但每年的春节一家人必定回到村里度过。记者问他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回来?黎伯的儿子黎先生说,家里的氛围好啊。我们这些人长年累月呆在外面,平时也很忙,难得有春节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才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享受一下回家过年的滋味和与乡亲们叙旧的乐趣。说到此,回娘家拜年的女儿阿红高兴地表示,在回家的路上,每当车子驶近后门镇,一看到熟悉的大海景象,她就会感到特别的亲切,心里欢呼着:又到家了!
记者还到了马宫镇的长沙村、深水渔民村、浪清村等村庄。
个案七:长沙村是一个贫富较悬殊的地方。这里有不少当年跑去香港谋生的人,村里的现代洋楼与陈旧残屋相映成趣。如今,穷的、富的都多数在外面,整个村子静悄悄的。而人去楼空的长沙中学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更为落寞!谁会想到这个当年曾拥有上千学子、在当地享有一定名气的学校由于大量的学生往外流失,而在近几年来已经全面停办了。这样大门紧锁的“空巢学校”在农村也不是少数,它也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最好见证之一。如联安镇的和平小学也关门了,还有东涌镇的长富小学、田乾的红湖小学、捷胜镇的前进小学等等,分别都只有10多个在校生。
每年的清明节,是比春节还要吸引出门在外的子孙回来祭拜祖宗、祈福保佑的传统节日,也是再次下乡采访的机会。清明节前,记者跑了几个村子。3日,来到了红海湾田乾街道内湖村委的池兜村。
个案八:记者在池兜村遇到了从海城回乡扫墓的一家三代人,其姓赖的祖父携同儿子、儿媳妇、孙子等家人回到村子里。赖伯告诉记者,对于农村这种“空巢”现状,他认为这是时代进步了,起码比起他们那个只会埋头苦干的年代,现在的人自由多了,想干啥的门路也多的是。只是现在的农村干部要特别注意对土地问题的处理,不管现在的农村怎样,土地是农民的命根,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土地,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可不要当败家子。正如记者在东涌某村采访时,说到该村某些干部非法出卖村里的地皮,从中渔利的恶劣行为时,有人就无不担忧地说,照这样“开发”下去,恐怕以后连进村的道路都没有了,因为都卖光了。
(土地,是个敏感话题。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感到农民最憎恨的就是某些村官仗着手中的权力,对于土地开发实行“暗箱操作” 的手段,豪取掠夺。这也是为什么会吸引那些有背景的人甚至黑恶势力千方百计要竞选村长的原因,有利可图嘛,否则,你真以为他们那么积极,又是拉拢、又是贿票,甚至胁迫,就是冲着为人民服务而来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天大的笑话吗?!)
而赖伯的儿子赖先生认为农村问题一要依靠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二要提高基层干部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和务实能力,倡导廉政拒绝腐败。否则,说什么都是空的。这位好几年前就在海城开公司做生意的老板,虽然早已成了城里人,家里的人平时也少回来,但赖先生本人一有空却经常带朋友或与老友一起回家乡尝海鲜、吃农家菜。他倒是享受到了又是城里人、又是农村人的两头好处。赖先生的儿子小杰(化名)今年读初二,问他对农村有什么印象,能否说说他对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地方的感觉?但他跟所有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几乎都是摇着头说不知道。赖先生说每年放暑假,他都会带孩子回乡下游泳、爬山等。但这只能算是游玩,跟真正的农村生活粘不上边。赖先生慨叹,时代变了,现在的孩子怎能跟他们小时候的农村生活比?可如今的小孩却又失去了像我们过去那样充满乐趣的童年,这到底是那一样好呢?赖先生回忆起他小时候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上奔跑、在小河里抓泥鳅、爬到树上偷摘果实等等快乐的青少年时光,似乎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这正如记者在海丰黄羌镇坑口村采访时,话题与该村一位在公平镇开服装厂的李老板聊起来有点相似。他说他平时很忙,到处跑业务。前段时间又在村边的山坡上开辟了一片茶园,使这位平常很少回来的生意人,为了茶园的发展,再度过起了农村生活,但此时的他却拥有了世外桃源的感觉。家乡清新的空气、清甜的溪水、宁静的环境、还有忙里偷闲的生活让他感到很惬意,不由感叹道:现代社会,其实当个农民也蛮不错啊!此时,他常常梦回到童年生活的情景,让人很是怀念。李老板说那时候虽然很穷,也没有电,一到夏天,特别是晚上为了消暑,大家都把饭桌摆在门口外吃,这样一来,谁家有好菜,邻居就会拿着饭碗过来尝试,尤其是小孩子百无禁忌,到处乱窜,一顿饭往往要吃好几家,那种乐趣呀,现在的小孩怎能比?而李老板的老婆和孩子已在好多年前迁居广州了,他们更是一点“家乡观念”也没有。对此,李老板两手一摊,表示无奈。
乡愁问路
农村与城市就如跷跷板上的两端,其重心一直偏向城市。时至今日,农村更成了“空挂”。而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建设更多更高的高楼大厦,让人流、车流、物流都往城里涌,就叫城市化?
我们是否透过这裹着繁华的表面去触摸大地失律的脉搏、去梳理乡下的母亲变得凌乱的头发、去拥抱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村庄、去倾听家园失落的诉说、去看望那儿的父老乡亲、去重读那沧海桑田的绵绵情思……
今天,面对乡村的这种普遍现状,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反思。因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变成城里人,有人说,追溯上至祖宗三代,我们都是农村人!
乡村,就如我们的父母,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含辛茹苦,倾其所有把我们抚养,当我们长大成人了,却有没有真正回去关注过他们,回报他们,反哺我们的双亲呢?!
乡村,就如一个国家的肺部,肺气为一身之本,肺一旦有问题或受污染,则气不畅,而民生为一国之本啊!愣是搞不明白,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更拥有十四亿人口,如果任由村庄消失、田园荒芜,那以后我们吃什么呢?!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失地的农民以后的生活需要有保障,需要亨有城里人同等的待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荒废的田园,有多少人想回归开垦,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免于在外居无定所、飘如浮萍的无根之苦。然而,水利的普遍失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让他们无计可施。曾有省级的媒体报道了陆丰潭西镇即将收获的5000余亩农田旱情严重的现实,就是因为多年的水利失修,沟渠阻塞,甚至被人为破坏,而无法把螺河上游的水引到他们下游的田地里来!
下乡时,也不止一次,明明看见水库就在村子的不远处,但水就是没办法引到田里来,为什么?因为沟渠多年失修,严重堵塞。而且,在农村依靠“三分薄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还有医疗、教育等问题,让农民不得不逃离家园。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成了真正的弱势,他们没有话语权,面对那“有家回不得”的无声呐喊,让人忧心如焚!
一丝牵挂,几多乡愁。乡村的出路在哪里?!
什么时候,让田园丰腴的胸脯再造新鲜的乳汁,滋养赤子的情怀;什么时候,让自然的大气净化我们的心灵;什么时候,让农村广阔的天地包容我们;什么时候,让村庄的鸡鸣狗叫、袅袅炊烟唤回我们漂泊的心;什么时候,让复苏的种子、丰收的喜悦成为我们坚守的力量;什么时候,让生态良性的回归重构我们的精神家园!
(郑冰利)
与回来池兜村扫墓的赖伯交流
赤坑镇新寮村的多数房屋已倒塌
一支竹杆横插在门上面权当锁头?应该是防止风把门吹开吧。这样的门在农村比比皆是
一户人去屋空的房子(捷胜李厝乡)
古榕是村庄的符号。它常常屹立在村口挡风遮阳,榕树下的老伯酬然入睡,他把拖鞋当枕头、席地而躺,简陋安然,梦乡里不知道他有没有见到蝴蝶?
马宫镇府周边成片成片的田地荒芜、杂草丛生
与村民交流
到处都是一样静寂、破落的村庄(海丰莲花山村委土瓜山村)
田乾新蔡林村现仅有两位单身汉居住,上面的残匾写“选好村委会,共奔致富路”,不禁让人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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