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作家刘亮程说过一句话: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这种近乎痴迷的眷恋,曾几何时也会让我想起诗人艾青的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时至今日,我似乎还未曾有过一辈子不挪地生活于某处的冲动和依恋,除了我的出生地、成长地,我没有“第二故乡”的概念;我总觉得一旦有此臆想,未必是一件好事,如同俦侣一般,有生之年也许你可以明恋、暗恋若干个,但真正合法地与你同床共枕的无非一个。故乡是唯一的,不管时空如何转换,这种唯一将与生俱来,也将至死不渝,其余的皆为赘疣。
基于此,哪怕我求学兼生活于广州已愈十个年头,“广州”于我心头仍旧仅为一座城市的邑名,没有过多的感情色彩,有的仅是暂居之所的情愫。“浮家泛宅在他乡,难得会瓜葛”;词人程大昌的寥寥数字,像一把锋利而无形的匕首,一击即中我的灵魂,因为他乡的飘荡和羁旅,在个人情感上会让我对这座城市敬而远之,即使有瓜葛,那也是勉为其难罢了。单从此情而论,纵使现今我不居于穗,迁徙另城他镇,多数亦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尔耳。这是否涉及归宿感的问题,自是见仁见智,但从某种角度而言,我是个可悲可怜之人,甚或是一尴尬之人。
中国人向来重视籍贯,在古代,籍贯一般指五代以内祖先的出生地;如今的户籍制度,基本上指三代以内直系长辈的出生地,过了三代便可改籍贯。翻查《现代汉语词典》,对“籍贯”释义便是:祖居地或个人出生地;但在百多年前,一个人的“地域属性”,首为其籍贯,而籍贯指的正是“祖籍”。我的尴尬也正是缘于这种貌似错综复杂的“地域属性”;我祖籍惠来,出生于甲子,廿岁前生活于甲子,后举家迁往东海,户籍也在东海,现居羊城。按入乡随俗的套路走,到了东海自是人模人样地学几句“东海话”,这样似乎方能融入其中,当然过多的自是虚荣心作祟,老是瞎担心被人排外;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也好,故意被同化也罢,人还是那个人,嗓子也是那幅嗓子,可话音走样了,一旦遇见甲子故人,与其攀谈起来,我那鹦鹉学舌的窘态不时流露,难堪之极。有些隔阂是无形的,却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它若即若离,因为它似是而非。
在穗,遇见广义上的潮汕人,尽管同讲大同小异的潮汕话,但一旦对方问起何方人士时,我心里就免不了发憷,因为我总是不能准确地脱口而出。若是遵从我个人的心愿,我便说:甲子人;甲子不大,未必遐迩闻名,我就补上:陆丰甲子人;再听得云山雾罩,我又追上:汕尾陆丰甲子人;再再“蒙查查”,我也无需费口水了。这种扑朔迷离般的尴尬,近来我尤感不适且心慌,皆因应酬所致,而此应酬多数是我有求于人;常言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其实,求人短软兼之。
后来因为《酉阳杂俎》,知道了段成式也有此别样的“地域属性”:他原籍山东临淄,出生于湖北荆州,长大于四川成都。我不知唐人段成式有无我这般无谓的尴尬,但我依稀能揣测到他应有类似亚洲网坛第一人李娜的纷扰,要知道,时下可流行争夺名人归属地的“嘴仗”、“笔伐”。自从知道了段成式,我心理上似乎觅得了“组织”;榜样的力量无穷,组织的力量更了不得,故而现在我也坦然了,再不用背负这等莫须有的精神枷锁。姓名是个代号,籍贯何尝不是呢?再认祖归宗,也脱离不了中国,更何况我这区区一“甲子獦獠”,再怎么蹦跶,还能跳出“省尾国角”吗?
(郑钟海,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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