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日报》：《潮汕烟雨》专访录

大笨钟 · 发表于 2013-3-21 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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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日报》：《潮汕烟雨》专访录

文学路上的“朝圣者”
——《潮汕烟雨》作者郑钟海访谈录 2013年3月14日

·汕尾日报记者沈洛羊

郑钟海，80后作家，原籍陆丰甲子，现居广州。曾出版长篇小说《青春，堪比黄花瘦》，在《新快报》设过专栏，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11年“羊城新八景”市民评审、揭晓嘉宾，是目前海陆丰籍有代表性的青年作家之一。近年来，郑钟海放弃待遇优渥的工作，潜心创作，用数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逾80万字的长篇小说《潮汕烟雨》，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日前出版。这部小说不单受到名家的好评，而且由于内容独具潮汕特色，受到潮汕商人的热捧，主动愿为该书出版发行、扩大影响的操盘手，并拟将该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记者（以下简称记）： 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郑钟海（以下简称郑）：有位作家曾说过，从事文学创作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这听起来有点像宗教，一种皈依。我最初对文学的动心完全来自一次偶然，记得小学时读到鲁迅先生的一篇《少年闰土》（后来我才知道，此乃《故乡》中的一章节），语文老师刘席老师将近乎乏味的课文讲得活龙活现，兴味盎然，意犹未尽之余便对我们说，等你们上了中学，还能读到《中年闰土》。跟情窦初开似的，那一瞬间就爱上了后来才知被古人雅称为“颜如玉”的东西；祛除思念的最佳办法，便是早日目睹恋人的芳容，所以没多久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鲁迅先生的书，囫囵吞枣地啃了下去，大有不求甚解之势。真正意义上热爱文学是读初一时，而作为我们当年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张竞老师便是我的作文启蒙老师；依稀记得，头一天开课时，张老师给我们尤其是我的印象，就是能说会道、文采飞扬、才思敏捷，其说话较快且声大，能够给人精神。那时，我就在下面瞎想：若有一天，我也能像张老师这般讲话，那该是多有水准的快事啊！幸运的是，后来张老师相中了我这块文学璞石，为我批改了整整6年的练笔习作，使我从内心不自觉地渐渐地发现到自己“舞文弄墨”之潜质；那时每次看着一本又一本皆有张老师红色笔迹的小文，我都百感交集：那如血色般的批改，不知道倾注了张老师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心血，也蘸满了张老师对我在文学路上几许的希冀和祝福。后来到广州读书、出社会工作，几乎都跟文字、文学有关，因为自己一直做着一个作家梦，尽管“生在这样一个年代，许多人已羞于提及文学”（熊育群语），可我仍旧像个虔诚的信徒紧跟其后，甚至以三拜九叩之礼匍匐前行，不管现在还是以后。当然，那时家人尤其是爸妈也特别支持我从文，因为我爸、我哥和我弟皆是商人，故我爸认为，既然我异于他们，或许我走出来的前途也能与他们互补，毕竟潮汕人善于经商，也重教崇学。

记：听说你为了创作《潮汕烟雨》一书，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耗费了你数年的心血。在现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中，要下定决心去从事一件不知道能否有收成的事业，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什么促使你这样做？

郑：我把职业和事业分得很清楚；职业不过是安身立命、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手段罢了，而事业则是终其一生奋斗之鸿猷。工作后接触了天南地北的人，他们对潮汕人的印象几乎停留在做生意精明上，其余的多数是想当然地归拢为：拉帮结派、黠慧世故、工于心计、自大浮夸、争强好胜、彪悍凶恶、封建迷信、大男人主义……这些人当中不乏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以讹传讹，以偏概全！潮汕地区多出商人和巨贾不假，但自唐以降，名儒重臣相继莅潮，早已有了“海滨邹鲁”之誉；且论现代和当代，便有著名作家许地山，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国庠，国学大师饶宗颐，国画大师杨之光，哲学家赵汀阳，散文大家秦牧，文妖哲学家张竞生，小提琴家马思聪，艺术家赖少其，民俗学家钟敬文，著名学者饶芃子，文学评论家蔡运桂，国画大师许钦松，著名雕塑家唐大禧，著名舞蹈家陈翘，著名画家林墉，著名翻译家梅益……人杰地灵，不胜枚举。潮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文昌盛，早已有了自己的语言、音乐、戏剧、菜系、茶道、工艺、民情风俗和文化心态，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潮汕文化；那些仅流于表面且先入为主、齐东野语的“非潮汕人”对此怎能了然于胸呢？但不管如此，我为自己身为潮汕人而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心底油然而生一个念头：以潮汕为大背景撰写一部长篇小说，将潮汕人文特点、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居住建筑、服饰装扮、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社会组织、民间文艺、民间信仰、游艺竞技等等一一囊括和糅入，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向那些对潮汕人一无所知、一知半解的“非潮汕人”们展现那时潮汕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风貌。换言之，我欲以文学体裁向“非潮汕人”讲述和揭示一段关于潮汕风俗、潮汕人的“非虚构真实故事”，让他们了解一个有血有肉、饱满踔厉的族群——“大潮汕”。六年前有了这么一个坚定的念头后，我家小面包非常支持我，她是个红楼梦迷，骨子里也有“文学的因子”，按她的话说，我奋斗的作家梦也有她的一半。老有人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好女人”的定义见仁见智，但于我看来，她必须能理解和支持你，适当的时候还能给你鞭策乃至激将法，所以我在创作这部小说中，她既是我忠实的拥趸，也是我义务的助手，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做一件有奔头却也充满许多变数的事。故而在很多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的一句话：我有一个非常温柔、深情、朴实的妻子。

记：你是怎样构思这部长篇小说的？

郑：待还未正式搜罗、翻查相关资料前，小说最纯粹的一条线，不过是我和我家小面包你一句我一句合计出来的，像一个随心所欲捏弄出来的丑陋的土坯，所以从某个方面而言，小面包也是小说雏形的孕育者。后来在长达3年的查阅、归整史籍和上潮汕地区采风过程中，逐渐地修缮小说的雏形、丰满小说中的人物、有机地复杂化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构架，甚至我有时有个错觉，好像这个故事一早就存在，只不过化整为零地藏匿于各类史籍当中，而我不过是个心细的发现者，将其有因有果地梳理出来，最后原滋原味地誊抄一番。而事实上，《潮汕烟雨》是我酝酿创作了5年多的原创作品，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小说的情节皆为虚构，而风俗民情丝毫不假。说到民风民俗的问题，特别要说明一个事：小说中所涉及的风土人情并非囿于某个市某个县，而是采取了“地域模糊化”；换言之，潮州、揭阳、汕头和汕尾，尽管地缘、人缘和人文生态环境几乎“大同”，但仍存在若干“小异”，如是以一县市之背景觊觎表现整个潮汕之民俗、民性和精神，剀切挂一漏万，难以服众，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更甚的是此小说非某一方之志，故在选取某一风俗时，必定参照最为典型、传统且生动有趣者，譬如宗祠建筑取于潮州、英歌舞取于揭阳普宁、妈祖文化和渔民风俗取于汕尾、三山国王文化取于汕头，等等。

记：《潮汕烟雨》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如林铭义、林娘聘、郭小妹等等。他们是否有原型？

郑：小说中，主角郭小妹、林铭义、蔡国全等是没有原型的，更多是因为情节的需要所设置的，但也是在自圆其说的前提下完成的。反倒是一系列配角多数有原型，比如林娘聘、林母、关阿凯、许太爷、牛大个、欠婆等等。我挑几个来说说。林娘聘的人物形象源于我一族亲，他就叫郑娘聘，小说里关于他偷鸡、欺负外乡人和小房头、赌暗宝、改姓、给他阿娘荡秋千等等都是我妈讲给我听的真事，而我小时候对他印象最深的便是说媒娶亲一事，只要路上有姿娘仔对他一笑或多望他一眼，他便会自作多情地胡思乱想，然后逢人便会说自己快要结婚了，时至今日他仍是光棍一条。有老师和文友看完小说，对林娘聘几乎都是厌恶不得又疼爱不得，蔡运桂先生觉得他是个“半痴半癫的无赖”，“新版的阿Q”。其实于我而言，林娘聘是我格外偏爱和偏护的一个，我也很花心思去塑造、刻画这个丑角，因为他的“丑”很有喜感，他的“丑”与众不同，他的“丑”伏笔着一个凄美、壮烈的煞尾。林母的原型来自我的阿嬷，她几乎推翻了“恶人有恶报”之谚语，我这样说甚为大不敬，但我阿嬷确实是这么一个旧社会大家长作风乃至恶地主婆的形象，她出人意料的善终也如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关阿凯的原型是中华民国少将纪泽波，原名纪阿开，此人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充满争议：他落草桑浦山当过贼寇，又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他杀过清末都督，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又追随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他虽不信仰“三民主义”，但面对日本人的利诱却义正词严，表现出拳拳爱国之心；他当年在潮汕八面威风，而对族人却毫无架子，有求必应……我查过资料，据《潮汕百家姓》（陈泽、吴奎信主编）介绍，纪氏入潮始于宋代，始祖纪恩，曾任潮州府中宪大夫，生有三子：纪潮、纪惠和纪泽；从谱系来看，纪阿开便是三房纪泽之脉，排第20世。小说中，关阿凯是个义薄云天、忠肝义胆之人，其性情和作风跟纪阿开无异，他们身上有我少年时臆想的仗剑走天涯的“江湖侠气”。牛大个及其牛三排的形象和故事，源于我当年去揭阳采风，揭阳县公安局前副局长林俊宝先生所述的某工兵连；据说，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此工兵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跟敌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阵亡殉国，乡民自发为之修筑集体坟墓。当时，这个故事甚为枨触于我，后来在创作小说写到牛三排牺牲时，我是带着激昂和悲壮之情一气呵成的。为了民族大义、保家卫国，牛三排的行动和精神是崇高的、伟大的，跟任何英烈一样永垂不朽！

记：作为大潮汕的一员，记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感动，书里的故事仿佛是曾经在身边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具有浓郁的“潮汕味”，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郑：从一开始，我就决意将《潮汕烟雨》定位为地域色彩很浓的小说，就像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陈忠实的《白鹿原》，读者未必皆是穆斯林或陕西关中人，但读了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同化”之共鸣，有此效果，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在设置《潮汕烟雨》的细节上，比如人名、地名、称谓、口头禅乃至粗话等等，都尽可能地用得“在地化”，原滋原味，甚至很多便是咱们平日所见所闻所说的东西，诚如蔡运桂先生在序言所写的，《潮汕烟雨》的艺术特色之一便是“把文言、白话、方言熔于一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氛围。方言的大胆运用，对于‘非潮汕人’读者会造成阅读障碍，对于潮汕人读者会感到亲切。”当然，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从某种程度而言，《潮汕烟雨》的阅读群体注定会是“狭隘”的，有选择性的，但我偏执地喜欢这种一开始便蓄谋着的感觉，哪怕真的无法“以点带面”，至少能够“以点带点”亦足矣。

记：请谈谈你的创作状态。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出现了什么让你难忘的事吗？写作对你是一种快乐吗？

郑：困难是肯定有的，且比我刚开始想象的要多得多，但主要有两个：一是创作上的，一是生活中的。《潮汕烟雨》的时代背景是清末至抗战胜利期间，所以关于潮汕的民风民俗、民居建筑、装束衣着、言谈举止等等，我都尽量地还原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去，起码不能有悖历史文化或生活习惯的东西，更不能像当下一些扯淡的电视剧，好端端的宋朝天空竟有像UFO一样的飞机在盘旋，明清才有的熟语就已在前秦的人民口中蹦出；故这方面的准备工作相当繁重和琐碎，也很花心血和精力，尤其让我吃力的是，写1943年大饥荒和抗战部分故事，令我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惊悸和悲怆之中，那种感觉就像做着一个窒息的黑魆魆的噩梦，撕扯不了梦网的话，我就唯有跟着“陪葬”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或夸大其词的，据说《南京大屠杀》作者、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自杀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写作的题材都是一些涉足人性恐怖、让她内心震荡的事件，从《南京大屠杀》到她正准备写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题材，而她自己也因揭露真相患上抑郁症。不管如何，我都坚持扛了过来，因为我每次都跟自己说：越大的难关攻下了，越能证明我的勇气和坚毅，也越能说明了写这书的意义和责任。后来蔡运桂先生在小说中看到了吃“橄榄肉”的情节时，他不禁感叹写道：“《潮汕烟雨》中的人相食、食亲人的悲惨故事，让我记忆犹新，不堪回首的‘天灾人祸’，不知有多少人被吃掉啊！”另一个困难是生活中的，倒不是一日三餐之寅吃卯粮，而是生活中亲人之“疾病”；掉一下书袋，古人认为病中轻微的叫“疾”，危重的叫“病”，不幸的是一轻一重都被我摊上了。2010年10、11、12月间，是我小说创作最艰苦的日子，也是我身心最为交瘁的光阴。一疾源于小面包，一病之于我爸；我记得那时小面包和我爸同住一家医院，小面包在住院部二楼，我爸则在九楼，有好几天我都是上午去看我爸，下午则跑到小面包那，或者反之。而这段时日，恰恰又是小说进入最重要的阶段——关于抗战部分；身体累是其次，最关键是精神，往往是处于恍惚状态，失眠也尤为厉害。对此，小面包最为担心我，嘴里总说自己没事，劝我早点回家休息；这份激励和情感，我拙于启齿，却深藏心底，诚如股神巴菲特说的：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找对跟你结婚的那个人。这也是我创作中最为铭记、锥心的事！至于写作对我是不是一种快乐，我忽然想起一个事：有个居士告诉我，幸福攥于右手，苦难握于左手，人生是想单方面地挥洒左手右手、右手左手，还是左右手交叉挥舞。我个人觉得，写作便是左右手互搏的过程，痛并快乐着吧。

记：许多名家，包括原省副书记、书法家蔡东士先生给你的书题写了书名，原省作协党组书记、文学评论家蔡运桂先生对你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你觉得你达到自己的目标了吗？

郑：萧伯纳说，人生的真正欢乐是致力于一个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标。当然，我也有一个自己认为伟大的目标，这便是创作一部好小说；《潮汕烟雨》也许是“好小说”，或许还不是，这都是鞭策自己再接再厉的动力。我很庆幸自己坚持完成了《潮汕烟雨》，除了感谢助我之人，爸妈姐哥弟和小面包，有时我也该想到感谢一下自己，因为我一直在行动，一直在坚持，如同《华严经》说的“不忘初心”。当蔡东士先生百忙之中通过他的秘书林先生表达了同意为本书题写书名时，我喜出望外；当我如愿以偿地从林秘书手中接过蔡老隽逸遒炼的墨宝时，我感激涕零。还有，当蔡运桂先生愿意为小说作序，我兴奋得忘乎所以，要知道蔡老的大名我如雷贯耳，蔡老也是我读中学时敬仰的作家；另外一个原因，蔡老患有眼疾，医生三番五次叮嘱蔡老不可多费眼神，而且蔡老自己也多次申明不为人写序，但蔡老对我这个文学晚辈却格外地支持和疼爱，委实令我动容落泪，也可见蔡老对家乡文学晚辈特别地扶持和照顾，因为事实也如此，蔡老对像我这样热爱文学的后辈们皆是如此古道热肠，不遗余力！所以，对以上二位先生的墨宝和弁言，我格外地珍惜和看重，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啊！单从这一点而言，我那“伟大的目标”早已如愿矣！至于还有“多余”的奢望的目标，只能是我尽人事，成事在天了。还有一点，也许有些人会起疑我这80后的写手是否真能完成这样一部小说，因为有这么一个吊诡的普遍说法：青春年少的时候比较适合写诗，中年五味杂陈比较适合写散文，老年适合写娓娓道来的小说。我不清楚这是什么逻辑，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钱钟书36岁写成《围城》，沈从文32岁完成《边城》，刘斯奋37岁创作《白门柳》，阿来35岁撰写《尘埃落定》……

记：听说《潮汕烟雨》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进度如何？

郑：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原副院长、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张步中先生从一开始知道我要创作这么一部地方色彩浓郁的长篇时，他就一直鼓励我往电视剧这方面设想，因为我和他也是专业编剧班的同学，尽管他年长我多岁，但他待我如亲弟，良师益友，在很多方面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大恩难谢！包括张步中教授在内，还有省政协委员张优怀先生、影视老总萧峰先生、品牌推广人周炎青先生等人皆为影视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等传媒颇有人脉，有了他们的参与和帮助，我更有信心做好这个大事。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多了这么一个心思了，再则现在早已不是读书年代，光靠文学作品来宣传本地文化，成效几乎微乎其微，像莫言那样将地理、行政概念中的高密东北乡成功地升华为读者心目中的“文学故乡”毕竟是凤毛麟角。所以，更好更理想地推广潮汕文化，眼下而言最佳手段便是依赖影视作品，当然，若是电视剧顺利付诸开拍、上映，对小说原著也是非常利好的，正如行业中有句话说的“影视作品驮着文学作品走”。从小说创作、出版、宣传到电视剧改编、开机、播映，我管之叫为“长征”；眼下不过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一小段而已，任重道远便可想而知了，但我时刻告诫也算激励自己：谋事在人，不谋原地踏步，谋之或有生机。目前而言，电视剧的相关工作还算顺利且稳健地推进中——这话听起来有点“外交辞令”的意味，但大家确实都在努力中，也一步一步朝好的目标靠拢；简而言之，愿景是美好的，道路是曲折的，玉汝于成。

记：这本书中，出现不少原滋原味的潮汕方言、人物称谓、口头禅甚至粗话，你是否担心非潮汕籍读者有这方面的阅读障碍，我听说，蔡运桂先生也有此担忧；对此，你怎么看？

郑：蔡老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也是蔡老目光如炬的一方面，所以我真诚地接纳了蔡老的建议，在后来几稿修改中，适当且得体地进行了有机整合。说实在话，对于使用原滋原味的潮汕方言上，我素来有一近乎固执的坚持：写潮汕小说，一丁点不用潮汕话，岂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从小说酝酿开始就坚定了这一“母语使用”。当然，潮汕话很多不如粤语来得能够“望文生义”，导致过多的使用必定会给“非潮汕人”带来阅读障碍；故而结合出版社编辑的建议，全书对潮汕方言都做了注解，也列出了一张“潮汕方言与共同语对照表”。一来能大大规避“鸡同鸭讲”的尴尬和困难，二来这些潮汕话“混个脸熟”多几次了，或许能成为“非潮汕人”日后爱讲的日常用语，就像粤语中的“靓仔”“埋单”“唔该”。

记：在创作此书过程中，有哪些情节是让你触动，印象最深的？

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理论”有着详尽、深入而系统地阐述，这便有了后来所谓的“悲剧六成分”。无疑，情节正是悲剧的灵魂，最容易在观众那里产生“怜悯与恐惧”。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最为触动我的也源于悲剧，关于命运、死亡、天灾、人祸的悲剧。第一个是蔡国双的死，他是投井自杀的；下身瘫痪的他从后包巷的一间暗厝一直爬至阳埕的水井，期间回忆了他苦闷、不幸的人生。在写蔡国双爬行的过程，我每写他爬一步，我的心似乎就隐痛一下，最后他坠入井中了，我差不多也心碎了。第二个是阿广的死；阿广是十德当铺的工仔，为了保护“妈祖玉像”，他宁死捍卫，后坠楼失忆，待其清醒后，为恩人报仇而死。第三个是牛大个和其牛三排的牺牲；他们是抗敌军人，为了护一城百姓，跟日寇拼到弹尽粮绝，被捕后的他们惨遭日寇吊于牌坊下，最后当着百姓的面，他们被日寇一一枪毙。第四个是共产党人马耀宗的英勇就义；身陷囹圄的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在牺牲前，他力撮他的阿娘田嫂和张小哥的婚事，感人场面一度让我鼻酸眼湿。第五个便是1943年的大饥荒，这场天灾人祸的悲剧，我几乎是写一段停一段的；触目惊心的史籍资料和小说人物惨无人道的夭亡命运的糅合之后所产生的文字，使我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段痛彻心扉的小说情节，也是一段痛不欲生的真实历史。

记： 谈谈你今后的创作计划？

郑：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如此，作家也是如斯热爱脚下的那片土地的，就像鲁迅写浙东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陈忠实写陕北，刘震云写河南……这种“接地气”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模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不仅源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单纯感恩之情，更多的是脚下踩着的这片土地时刻孕育着生灵，根植着心灵和灵魂，上演着“生旦净末丑”，流露着“喜怒哀乐贪痴嗔”，散播着口耳相传、道听途说的民间故事，交织着一个又一个平凡或精彩的人生。因为我们熟悉，所以我们撰写；因为我们热爱，所以我们传颂；因为值得，所以我们坚持。同样，日后我的创作计划和素材应该都跟潮汕有关的，理由无他，正因为我是潮汕人。倘若《潮汕烟雨》能得到读者、作家们的支持和认可，我就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创作“潮汕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要是写潮商及其传奇故事的。我记得台湾作家九把刀说过一句：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即使跌倒了，姿势也会很豪迈。我喜欢这种梦想，也喜欢这种豪迈，但最好是别只顾跌倒，却忘了爬起，因为勇于爬起再战更为飒爽。

（郑钟海，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