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郑溢涛 于 2015-4-21 17:01 编辑
与吴钩侃杂文 ——2010年底的旧文重贴
郑溢涛
文体缺陷，还是文人缺陷？
【吴钩观点之一： 以我自己的体验与观察，杂文至少有两个几乎是先天性的毛病，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一，杂文讲求“杂文味”，这固然使文体有些好看，乃至“文趣盎然”，但同时也损害了说理的严谨与条理，甚至培养了一种“杂文思维”：说理喜欢用比喻、夸张、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修辞法，缺乏起码的逻辑推演，最后道理说不清楚，或者仅仅是说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二，杂文讲求“战斗性”，这固然使得杂文显得很有血性，有批斗精神，但往往这个“战斗性”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甚至是非理性、感情用事的，只有化繁为简的价值批判，而缺乏对事物复杂性与来龙去脉的多元把握与理性分析。最常见的是“战斗性”与“杂文味”结合在一起，比如将要批判的对象先验地比喻为“苍蝇”之类，那么用不着论证，“苍蝇”就是该死的。】 （吴钩的话引自他在网易博客《杂文报·网上沙龙》的留言，下同，依时间先后。）
吴钩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他将某些杂文所呈现的风格，归结为“文体局限”，这至少是“责任主体错位”（林以新先生也指出了“不是杂文文体的问题”），是无须多少推演的逻辑错乱。 可资反证的门类和现象很多，比如漫画，比如律诗。一个漫画作者，作品可能不如人意时，是漫画这种艺术样式的“缺陷”造成的么？一个格律娴熟的诗人，诗作可能乏善可陈，该归咎于格律规则的束缚么？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因此，我的看法是，说说杂文作者“后天性的毛病”（思维取向、人文资源积累、思想素质、文章文字驾驭能力等）， 比谈杂文的所谓“先天性毛病”要有意义得多。 所谓杂文喜欢用比喻、夸张、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修辞法，终究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一种气质化的语言选择，而非一种思维取向。形象化、文学性的修辞手法的运用，生成一种“意象性说理”的艺术氛围，恰恰正是杂文与别的论说的一个重要差别（还须指出的是，所谓“文趣盎然”，如果不是作者气质和人文修养所有而刻意“讲求”，多会流于不伦不类，正如不具幽默禀赋而故作幽默多会流于油腔滑调一样），但是否就妨碍、削弱了逻辑推演，最终还是要看写作者的逻辑训练和理性构成。 所谓“战斗性”，于杂文而言，也近似一个譬喻，即对事象的真相揭示和批判中的逻辑扣杀力，这也并不天然排斥“多元把握与理性分析”，相反，好的杂文，无不在或明或暗中践行这种把握与分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谓“打蛇打七寸”或“避轻就重”（亦所谓的“片面深刻”），只要不是“主题先行”，只要能够直击要害，锁定本质，给人指出真相，不是照样完成了文章的使命了么？再说，若是“要害”这一点始终没点到，其余的说得再多，考证再完备，又有何用！ 接近目标的路径不止一条，自始至终“小心求证”、“多方切入”，自然是按常理上路的风格，而“抄小道”、“化繁为简”也是一种选择或习惯，是否“非理性、感情用事”、是否缺了“多元把握与理性分析”，却很难说。“化繁为简”而“只有价值批判”当然不好，而“化繁为简”同样也并不天然“只有价值批判”的，关键看是由怎样的作者在“化”。再说了，许多事象（包括事和人），揭示他们的真相和本质，根本无须繁琐的细节求证过程，锐利的眼睛一眼就能洞穿。因此，窃以为，只要最后都能达到“去遮蔽、揭本真”，不管是“化繁为简”、“抄小道”，还是步步为营“多元把握、小心求证”，都可能是好杂文，风格不同而已。当然，若又能“文趣盎然”则更好。 还有一点必须区分的是，作杂文应该有学术研究般的内在逻辑严谨取向，但给人启示重点还是在于亮出“思想的锐眼”（如有人说杂文是“思想家的短剑”），而一般的文本呈现则无需像学术论文、考据文章那样节节推进；反过来说，学术文章尽管或许有杂文的批判锋芒，却不能像杂文那样“化繁为简”。各司其职，各看需要，各行选择，无法替易。处于两者之间的，大可采用思想随笔、历史随笔等样式和路数。如果非要用做学术论文的标准要求杂文文体，或者用杂文的眼光看待学术论文制式，无异于要程咬金耍大锤，关公舞起双截棍。当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者，耍啥都不赖。 总之，如果不是简单片面地理解辞典上关于杂文的释义，如果不是因为看到鲁迅把各种文章都收进杂文集就将自己的公文写作之类也命名为“杂文”，如果不是“为写杂文而写杂文”，那么问题就是相当明白的：关键不在于文体有没有局限，而在于“文人”有没有局限。 但问题是，吴钩的话，真的像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么？依我看，是看似简单，其实背景复杂，涉及深广。
杂文问题，还是鲁迅问题？ 我说吴钩之论“背景复杂”，是感觉到，吴钩归结为“文体局限”的所谓“两个几乎是先天性的毛病”，其所依据的杂文，大概正是他印象中的“鲁迅杂文”了。请注意，这里所说的“鲁迅杂文”，是打上吴钩个人印记的。“杂文味”（或曰“文学性”）与“战斗性”的有机结合，正是在鲁迅笔下凸显的杂文文体之长，而在吴钩眼里，恰恰是杂文文体的“天生之短”。这就涉及对杂文文体特质的整体把握与分析的问题，核心则是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吴钩毋宁是在借所谓的杂文“文体局限”说鲁迅的局限也）。 尽管吴钩声明他的结论来自“自己的体验与观察”，但这种“体验与观察”是否客观、理性，他对鲁迅杂文的印象是否符合事实呢？对于同样声明过在鲁迅问题上“目前无需补课”的吴钩，我看也还须观察和分析。鲁迅杂文，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价值之外，其内涵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但吴钩看到的主要是“多疑的性格、尖刻的文风、不宽恕的仇恨哲学、受虐狂般的‘奴隶写作’姿态、对历史现实的偏激陈述”等（尽管他也稳妥地承认“鲁迅在解剖黑暗对象时文锋之犀利、思想之深刻、批判之彻底”——引自吴钩在别处的话），依此看来，吴钩以鲁迅杂文为依据，来发现和论证杂文的“文体局限”，至少是很符合他一贯的逻辑的。 每个人当然都拥有按自己的逻辑思考和行事的权利，但我想提请讨论的是，自己的“体验与观察”以及得出的印象，准确率和可信可靠度到底有多高？是否也都留有局限？是否因为某种“先入为主”的定见而轻薄了“多元把握和分析”的原则呢？大家先别急于下结论，各各小心求证就是了。这里我先表个态：吴钩的问题，我感觉其实仍是“鲁迅问题”，而这问题其实也从来没有停息过讨论。既然吴钩今天从另外的角度提出来了，很好！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新起点，引发杂文界对杂文文体特质和精神传统、对鲁迅问题的重新讨论。
【吴钩观点之二： 在杂文的阵地留言说杂文的坏话，似乎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郑溢涛等杂文老手之前谈杂文，又有些班门弄斧之嫌。但既然抛出了话题，还是硬着头皮奉陪到底吧。 首先声称一下，郑说“吴钩之论背景复杂”，这纯属其个人判断，不是我本意。虽然对于鲁迅，我不否认在其他场合说过他引述的那几句话，但前头我所提及的杂文缺陷，则是源于本人滥竽充数的杂文写作经验与近几年阅读一部分当代杂文的观感，与鲁迅倒没有多大的关系。我知道鲁迅是杂文家的图腾，还是不要将话题引向对鲁迅杂文的评论上吧。如有兴趣，请来讨论我所说的杂文缺陷是否存在。】
吴钩称我为“杂文老手”，说自己是“班门弄斧”，一则溢美，一则过谦。客套之辞，大可不必。 我指出吴钩关于杂文“文体局限”的高论“背景复杂”， 吴钩答这纯属我个人判断，不是他本意。纯属我个人判断，自然不错；“本意”之说，首先本身是有毛病的。思想背景（构成）复不复杂，是既成事实，岂是由“本意怎样”来决定存亡的？若有人说“（思想）背景复杂，这是我的本意”，或说“（思想）背景复杂，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个人的判断是：话不能这么说！ 当然我估计这不是吴钩“本意”要出的纰漏，是“化繁为简”中的疏忽吧。吴钩的意思显然是说，你郑溢涛指出我是借所谓的杂文“文体局限”说鲁迅的局限，你说的不是我的本意。那么，好，我相信这不是吴钩的本意。可问题的复杂性恐怕并不因声明“本意如何”而转移：谈杂文的文体特质，是否几乎必然会涉及鲁迅杂文，自己对鲁迅杂文（包括鲁迅其人）的印象是否总会跳出来作为一种背景呢？我个人判断，且不去说割裂应有的历史联系是否正常，在略知杂文历史的一般人当中，至少潜意识里面会是这样的。吴钩即使是个例外，在提出“杂文缺陷论”时，确实决意不让自己对鲁迅杂文（包括鲁迅其人）的固有印象这一思想背景渗入（如他自己未承认“与鲁迅有多大的关系”），但也并不说明，他的“对鲁迅杂文（包括鲁迅其人）的固有印象”这一思想背景就不存在，以及我的“个人判断”就是“信口开河”。
关于在“苍蝇”、“跳蚤”身上做文章
【吴钩观点之三： 将我所看到的杂文毛病归结为“文体局限”，并不是我信口开河，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杂文味与战斗性是杂文之所以是杂文的特征，而我所提到的杂文缺陷是从这两项杂文特征推导出来的，称之为“文体局限”合乎逻辑。我也可以例举大量杂文作品来证明它合乎事实。当然我也不否认杂文味与战斗性的确是体现了杂文魅力之所在，但祸福相倚，利弊相生，拿捏得当，可能就是一篇既有文味又有深度的佳构，拿捏得不好，即将我所说的文体缺陷暴露得淋漓尽致。 杂文味的问题，与杂文作为一种奇特的文体有关。从本质上来说，杂文是离不开说理的，但在气质上，杂文又更接近于文学体裁。适当的文学手法固然有助呈现说理的精彩，但文学毕竟不是说理的合适载体，有时候甚至是彼此相悖的，不节制的比喻、隐喻、夸张、含沙射影等文学修辞法，直接伤害了说理的逻辑性。文学的激情与情绪化倾向，更容易将一个理性的论题弄得面目全非。不客气地说，郑先生博客上那篇置顶的《龙种》就是一篇空有含沙射影不见道理的失败之作。 战斗性的问题，可能与杂文的篇幅有关，但更可能与某种“杂文思维”有关。通常来说，杂文都是千字文，这个篇幅用于就事论事的时评或许足够，但对于有宏大叙事癖好的杂文作者来说，用一二千字表述一个大命题，往往只能只及一点、不顾其余，如果作者之前养成了狭窄的视野、学识储备不足的话，要避免“只及一点”，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我在这里简单抛出杂文缺陷论，大致也是逃不了“化繁为简”的缺点的。】
既然吴钩辩称其出论不存在我所判断的“复杂背景”，那么，“背景”这一层意思暂且搁下不表吧，应他的“本意”，继续来讨论他所说的“杂文缺陷”是否存在的问题。要说明的是，不涉及被吴钩誉为“杂文家的图腾”的鲁迅及其杂文（这也是顺应吴钩的提议，“不要将话题引向对鲁迅杂文的评论”）。尽管讨论的结果难免还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渗透个人思想背景的孤立的“杂文问题”。 这里要略加说明：我之所以开头与吴钩交流时提的是“某些杂文所体（呈）现的风格”，是因为还不知道吴钩所指“与鲁迅无关”。现在既然据他告知是“不包括鲁迅杂文”，“风格”就该直截改为“水平和习性”了。那么，话也就可以说得更直截了当些了：杂文水平不理想，或者只见意气和不良习性的宣泄，到底与什么有关？责任在谁身上？是杂文作者个人的缺陷呢，还是杂文文体本身的缺陷？若说是文体的缺陷，为什么明明又有好杂文？回答这问题，确实无需那么高深的逻辑推演！ 吴钩说，杂文味与战斗性“拿捏得当，可能就是一篇既有文味又有深度的佳构，拿捏得不好，即将我所说的文体缺陷暴露得淋漓尽致”，这里面的逻辑错乱，不是也可一目了然么！“拿捏得当”出的是佳构，“拿捏得不好”则罪在文体。这就奇怪了，手里“拿捏”的，可是同样的文体啊。责任不在“拿捏”的人，而在文体——这是怎样的本末倒置的“逻辑推演”啊。不正好坐实了我所指的“责任主体错位”么？“拿捏好不好”的差别，是何时何地都存在的，是不是因此就能导出“所有文体和样式都存有缺陷”的结论呢？这种结论又有何意义呢？ 我前面说吴钩自称“班门弄斧”是客套的自谦，是因为吴钩本人虽然杂文数量不高，水平却不凡。也许他在用杂文这一文体表达自己的思考时确实感觉受到了“掣肘”，但从他的作品看，我倒觉得他是“拿捏有方”的。这也充分说明，关键在于“拿捏的人”具有怎样的思想蕴涵和文章、文字驾驭功夫，而不在所谓的“杂文文体缺陷”，别人怎么就“拿捏”不出像他那样的作品来呀？当然，吴钩如果认为自己那些文章是因用了杂文这一文体的束缚而未能尽意，他完全可以采用能够给他“添翼”的别的体裁和样式。 但是，吴钩的那些水平不凡的杂文，还有我自己的大部分习作，若从杂文“文体学”的严格意义上看，从杂文的“美学价值指数”上说，我感觉还不太算杂文。以这个标准，《杂文报》上所发杂文，“达标”者也不能算多。《杂文报》编辑刘晶先生曾表示：“杂文的文学性是我们所有编辑都深知的第一属性。”我这样回复过他：“恕我直言，杂文报未能很好贯彻‘第一属性’原则。当然，我知道，作者文学气质参差不齐，加上不少人甚至对杂文文体的认知恐怕也多出于臆想，或者只据辞书释义而缺乏自身的敏感体验，这也是无奈的事实。相当部分文章，别说文学性，就是思想、人文价值启示方面，也显得苍白乏味。”我的这个评价，无疑会得罪杂文界的相当部分人。事实上，杂文界（包括忝列其中的我个人）普遍存在着对杂文的“文学特质”“降格以求”的取向（是连吴钩说的“适当的文学手法”都没有，遑论“文学的激情”），我不知道，这于别人是出于对杂文文体缺乏基本认知的原因，还是另有蹊跷；在我，一则是因为基于启蒙的立场，更迫切地看重文章的启蒙价值，二则因为自身文学气质稀薄，所以是基本上放弃了对杂文“文体学意义”方面的追问。这一事实，且引一点我对张镇强先生文章的评价为证。刘晶先生曾说：“张镇强先生心忧社稷，甚至想把本报当成宣讲民主的阵地，那种急迫的心情令人感动，令人尊敬。”我对此深有同感，我说：“张镇强先生的文章，虽非文学意义上的杂文，但在宪政常识、公民常识启蒙的意义上，却实在是‘大杂文’，功德不小！” 由“文体学”意义上的杂文特质认识问题，自然引出下面的话题来： 吴钩指出，我新浪博客那篇置顶的《龙种，还是跳蚤？》就是一篇“空有含沙射影不见道理的失败之作”。在我看来，他的这个结论真是阴差阳错，有趣得很！不过，也正是这个对于具体文章的结论，恰恰反映出吴钩与我在对杂文文体特质把握上背道而驰的差异！在我所有的杂文习作中，真正有点“杂文样”的，实在寥寥，而《龙种，还是跳蚤？》就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含沙射影”是不假，“不见道理”这一句则看走眼了。先来弄清一下“含沙射影”的常识：这其实应当是个中性词吧，若是“射”错了“影”，或者捕风捉影，它就是贬义；若是一射而使对象原形毕现，就该算褒义了。《龙种，还是跳蚤？》一文，正是质疑了相关对象的“身影”和“心思”，自信并未“拿捏失当”，冤枉了不相干的人。这种质疑，确实没有采用“逻辑推演的说理方式”，而只是形象化的隐喻描述，然而“道理”却在其中。吴钩可以不喜欢不赞成“意象性”的言说方式，但若认为其中“不见道理”，那是吴钩感受能力有问题了。事实上，源于真切的人生、社会体验的许多形象性描述，更能让人直观地感受、看清事象的本真。就拿吴钩所非议的“将批判对象先验地比喻为‘苍蝇’”这事来说吧，我不知道他所依据的是谁的哪个文本，我所见过的好杂文，类似的将对象命名（比喻）为“苍蝇”之类的手法，却都不是先给命名为“苍蝇”，尔后再去求证其身上的“苍蝇本性”，而实在是因为先看到了其身上的“苍蝇本性”，这才顺理成章予以归类命名的。正如吴钩对“隐权力”的命名，难道是先有“大胆假设”再经史料爬梳“小心求证”？难道不是先有对“隐权力现象”的感受而后萌生对之命名的想法？显然，跟吴钩一样，在这里，“先验”是有的，不过确是对现象的先期感受，而不是“命名”（比喻）本身。为什么因为别人没有用“逻辑推演”，而是用了“含沙射影”等手法，“先验”的帽子就扣在了“命名”（比喻）上面？ 《龙种，还是跳蚤？》中关于“跳蚤”等“命名”（比喻），其实正是源于对本土某些文人行止和精神真相的先期感受（或曰“质疑”），而不是我个人不喜欢谁就拿谁来命名、隐喻和揶揄，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观察、思考和结论，不存个人好恶的“先验”，这也是我的一个底线。而这篇小文的题旨，我感觉根本无法、也没必要用什么“逻辑推演”来讲“道理”，用杂文的委婉形式来表达，恰恰是最好的选择。至于是否因“含沙射影”用得“不节制”而“伤害了说理”，大概得结合读者自身的感受、体验和解读能力了（吴钩是我老乡，对本土文场诸多现象的关注方向虽未必与我趋同，也不至于很陌生）。但我想，小文即便是跳出“海陆丰文场”的语境，仍然也不失理趣和普遍启示。至于让人感觉不快，我相信并非因为移用了“虫豸”的形象，而是捅到了某些人的精神真相。人们对这样的格局和体验是毫不陌生的：许多人对于批评的态度，真正在意的，绝不是什么对方批评方式的问题，而是批评的内容。只要说到了点子上，戳到了痛处，不管批评者用了何种方式，是温婉还是直白，被批评者心里总是不像口头所说那样乐意的，更有甚者，是连“口头乐意”的姿态也干脆取消的。这种现象，其中的死结，其实已经无关批评本身的问题了！ 谈论“文体学意义”上的杂文，“美学价值指数”作为一项考量，是基本的题中之义。但具体到杂文写作，自然不止于像隐喻性、意象性一途。还需弄清楚的是，杂文的“美学价值指数”，杂文的文学性魅力，不仅仅得益于对修辞手法的高水平“拿捏”，更是源于作者个人的生命气质，源于自己具有哲学意味的个性化人生、社会体验和艺术化的陈说。（这方面的最卓越的典范，自然是鲁迅，暂时不会是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鲁迅杂文乃是不可复制的！“文体学意义”上的杂文，还是需要一点“文学激情”的，但“文学激情”是不是就等同于“情绪化倾向”，是不是就会“将一个理性的论题弄得面目全非”，从许多好杂文上看，吴钩是多虑了！ 在中国，像体制与个人，乃至文体与文人的问题，似乎永远都是个牵扯不清的问题。我以为，可以比较确定的结论是：考察个人以怎样的姿态介入体制乃至文体，如何与体制乃至文体进行互动，甄别体制乃至文体的良莠，才有意义。而这显然就不仅仅是关乎杂文的问题了。
为什么“图腾”偏偏不是别人？
【吴钩观点之四： 我从不否定人的因素、创作者的因素对于文章水准的影响，但郑溢涛以创作者与文章水准之间存在关联，来否认文体因素与文章水准之间的关联，则显然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就好比，你可以认为一个人长得不高是由于营养跟不上，这当然有道理，但是，你不能以营养因素来一口咬定：长得不高与遗传毫无关系。 一个人的习性、素养、思路会影响杂文的面貌，那么长期而单一的杂文写作，会不会反过来形成一种影响作者思路的定势呢？即会不会有一种“杂文思维”的出现？ 比如说，我遇到的杂文作者，那多是言必称鲁迅的，他们的思维显然就带有明显的鲁迅杂文思维。再比如说，一名郑先生认识的杂文作者曾自言，杂文是他了解历史的主渠道，那么我有理由怀疑，通过“杂文叙述”了解到历史，那会形成多么谬误与狭窄的史识？再比如说，为什么我常常发现，杂文作者通常都持猛烈而彻底的批判传统的立场，少有例外？】
吴钩说我“以创作者与文章水准之间存在关联，来否认文体因素与文章水准之间的关联”，这是吴钩本人的归结。没错，我是看重“创作者与文章水准之间的关联”， 亦即吴钩自己说的“一个人的习性、素养、思路会影响杂文的面貌”的问题，但并无必要“以此”“来否认文体因素与文章水准之间的关联”，因为我一开始就认定所谓“文体因素与文章水准之间的关联”是次要的，甚至近乎是个“假命题”（犹如讲诗词格律与实际诗词水平有多大关系的问题），既然近乎假命题，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否定”或“肯定”。 开始真的有点相信，吴钩提出杂文“文体缺陷论”，所依据的是某些杂文作者对“杂文味”和“战斗性”的低水平“拿捏”（且撇开其结论中“责任主体错位”的逻辑问题），而如他自己声称的与鲁迅杂文“没有多大关系”，然而现在我还是看清楚了而不得不说：他兜来兜去、变来变去，还是转回到了鲁迅杂文和鲁迅身上。从杂文“文体缺陷”问题一变而为“会不会有一种‘杂文思维’的出现？”，从“杂文思维”又再变而为“鲁迅杂文思维”问题，谓：“我遇到的杂文作者，那多是言必称鲁迅的，他们的思维显然就带有明显的鲁迅杂文思维。”这下可是再明白不过了——吴钩的所谓杂文“文体缺陷”原来就是源于“鲁迅杂文思维”，责任原来就在于鲁迅——吴钩自己终于宣布回归于“复杂的背景”——自己对于鲁迅及鲁迅杂文的固有印象的思想背景。我的这个“逻辑推演”，大概并未跳出事实之外。这就一下子消除了我心中的一个困惑：奇怪，吴钩怎么会那么轻易违背学理的常识，至于低能到拿“三流”或者不入流的杂文作者的作品去坐实“杂文文体缺陷”？原来他之所以对“杂文的至少两个几乎是先天性的毛病”言之凿凿，依据的完全是他对鲁迅杂文及鲁迅的固有印象啊。看来，吴钩是深懂得“擒贼先擒王”和“砍旗”的道理的，表面上声称依据的是“本人滥竽充数的杂文写作经验与近几年阅读一部分当代杂文的观感”，实际上奔向的是鲁迅杂文和鲁迅的“缺陷”，只有把鲁迅扳倒了，“杂文文体缺陷”也就成了“铁案”！ 拿那些只学得鲁迅皮毛的作品而想证实“杂文文体缺陷”，没有人相信长于“多元把握和逻辑推演”的吴钩会那样做。既然那样做了，显然多半是个幌子。那么，他实际上拿鲁迅杂文而想坐实“杂文文体缺陷”，就是选对了“靶子”么？答案是：更错了！而要回答他“为什么错了”的问题，我在开头已简要指出过：关键在于，吴钩看鲁迅及鲁迅杂文，是否戴上了有色眼镜？他的批判“杂文文体缺陷”，其实是不是“鲁迅价值批评”？这些问题，稍有点学理的人，大概是不难辨别的！ 由此就还带出以下的问题来： 吴钩说鲁迅是杂文作者的“图腾”，或许是吧；同样的问题是：也许确实存在“鲁迅杂文思维”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图腾”和“思维”的存在，而在于如果是戴上了“有色眼镜”看待它们的存在，它们本身就已经是“恶性”和“有缺陷”的了。这就是吴钩事实上的立论背景或基础。在吴钩看来，杂文正是因为鲁迅而有了“遗传基因”，而这“基因”是不良的；只要是继承了他的“基因”的杂文，就是“有缺陷”的。于是，就有了他表面上提出的“杂文文体缺陷”问题。——这就是吴钩的“逻辑推演”。 那么，又一个关键问题来了：说“鲁迅杂文思维”是“不良基因”，正如我上面提请注意的，他这印象可靠么？他的依据符合事实么？ 只要是真正进入到鲁迅的诸多杂文文本中去，只要不是轻易割裂鲁迅杂文的具体语境，或只满足于沿袭某个人的定见，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杂文简直天然就是属于鲁迅的。难道鲁迅缺乏做学术论文和对事象作“多元把握、逻辑推演”的取向和能力么？他的《摩罗诗力说》、《中国小说史略》，虽然不乏“文学的激情”，却无疑是地道的学术论文。与许多学院派论文多了份魅力者，正是因为有了“文学激情”等质素在。至于他的杂文，正是由于有“意象”、“隐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正是由于恰到好处的“化繁为简”等“拿捏”，而凸显了杂文作为“文体学意义上”的魅力。 吴钩感觉杂文的“文学性言说”直接伤害了说理的逻辑性，这里，我抄几段专家对鲁迅杂文及鲁迅杂文思维的常识性认知供吴钩参考，不管吴钩有没有意思“补课”， 看了这些话，正常情况下，可望他的“眼镜”能够消减一些“色彩”：
杂文描绘具体形象，给予读者思想感受的途径，不只是理论上的“说服”，更重要的是形象上的感知，无疑会增强读者对杂文的感受和知解力。综观鲁迅的杂文创作，可以说是把逻辑判断同审美判断作了最典型的综合，其总的趋向是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靠拢”、转化乃至融合，使创作思维呈现为真正的艺术思维。 康德曾提出过这样一种迹近“自然”的判断形式：它运用于某一艺术品，固然“能够使我们在它身上见到它完全符合着一切法规，但却看不见有死板固执的地方，这就是说，不露出一点人工的痕迹来”。这是一种理想的审美判断，尽管它符合一切逻辑“法规”，却不表现在外在形式巡上，而是不着痕迹地渗透在行文深处。这是逻辑判断同审美判断交融的结果。判断运用于鲁迅杂文，也有同样的效果。读鲁迅杂文，我们自然会感到文中观点的鲜明性与尖锐性，他所提出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思想见解，在阐述问题时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不能不使你惊异、赞叹，也不能不使你悦服、接受。然而，要在鲁迅杂文中寻找逻辑判断的外在形式，却也是十分困难的。他并不求助于单纯的逻辑推理，几乎不用三段论式，也没有明显的论证、推理过程，用以“说明”观点“说服”读者的，只是行文的内在逻辑力量。 杂文的思维结构不是单一的，它所运用的思维材料是形象和抽象的结合，思维形式是描写、叙述，和推理、论证的统一，显示出思维结构的多维性。基本这一特征，杂文创作的思维结构是偏重于形象一维，还是倾向于抽象一维，在不同作者笔下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状况，由此也决定了杂文艺术本质的是否充分。在鲁迅杂文中，总的趋势是思维结构的形象化，思维材料以形象的言语思维材料为主。寓抽象于形象之中，既可以使人感觉到逻辑判断的实际存在，同时又是一种直觉艺术感受。鲁迅的杂文创作，就不能以单纯的逻辑思维去理解，他也从来不让某种逻辑规范束缚自己。 由活跃的艺术思维构筑而成的艺术品，其展现的生活图景必然是繁富的，其蕴蓄的思想容量必然是阔大的，这正是两种思维相交融的鲁迅杂文创作的不同寻常之处，也是杂文终于走进艺术殿堂的一个重要因素。 （见王嘉良《形象反映方式与艺术思维特质——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1997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
另外，吴钩怀疑通过鲁迅式“杂文叙述”了解历史，会形成谬误与狭窄的史识，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自己也承认的“鲁迅在解剖黑暗对象时文锋之犀利、思想之深刻、批判之彻底”呢？难道可以说，“思想之深刻”倒比浮泛浅薄更远离了对象的真相和本质么？可以知道，鲁迅杂文中，有相当部分是揭示“文人生态”的（这也是他被不少真假“宽容论者”诟病最多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必须回到当时的语境去看的，也是大可从今天的文人构成中去结合理解的。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文章中的“文锋之犀利”， 所谓“犀利”，其实要害并不在于语言的“火药味”，而在于一语“洞穿真相”。 且从鲁迅作品大量的例子中引出一段，以增加我们对鲁迅杂文的感性认知：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这是鲁迅对别人评论陶渊明的评论。在我读来，这非但不会“伤害说理的逻辑性”、“损害说理的严谨与条理”，非但不“缺乏起码的逻辑推演”，而且让读者多了一种艺术的享受，而且很巧的是，这段话本身恰恰就是在阐明吴钩所说的“多元把握与理性分析”的原则问题。胡适不会这样作文，别人也没几个会这样说话，只有一个鲁迅。如果说确有什么“鲁迅基因“的话，这才是“真货”！至于那些只理解得皮毛的所谓继承，或种种“变种”，已经跟鲁迅无关。 如果单纯从对“群己权界”（严复译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书名为“群己权界论”）普世理念和制度设计原则的阐释和启蒙的角度，胡适那样的文本也许是最好的；但若是从文章中渗透个体体验、切中对象真相以及讨论“文体学意义上”的杂文这一角度，最好的文本不会是别人的，只能属于鲁迅。有人干脆这样说：“时评是胡适，杂文是鲁迅。”大概近似于我上面的意思。各有优势，看从哪个角度而言。无论是时评，还是杂文，历来的作品都各存良莠，非关文体，只在作者的“拿捏”。“画虎成猫”的事常有，是怪不到虎本身的。 另外的问题是：优秀的杂文作者，不仅要对杂文的“文体学”有自觉，写出好杂文来，同时也要身体力行争取做个“杂文人”，该较真时就较真，要像胡适大声疾呼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窃以为就是：不要满足于在纸上做个知识分子。
几句余话 想把鲁迅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不仅有各种“当局”，也有真真假假的自由主义者。前者希望从中“吸取意识形态资源”， 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得道”；后者则企图颠覆鲁迅一切精神资源，以反证自己学理上的“正确”。表面上，现在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了：前者自以为是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后者则以为足以颠覆鲁迅了。只是，这种自信，蒙一蒙“看热闹”的人也许有效，但在乐意“补课”和愿意深入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是执着开掘的研究者）看来，不过终于还是“幻象”！ “幻象”的生成，问题仍就出在都把鲁迅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各种“当局”刻意打扮鲁迅，自是出于必然，有点常识的人，都渐渐明白了其中道理，遑论注重学理的自由主义者。可事实上，某些自由主义者自身，恰恰也患上了类似毛病。在鲁迅问题上，自由主义者的方法与“当局”不见得有什么太大差别，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哲学”为原点切入，对鲁迅进行各种解读、引申、命名。不同在于，“当局”用鲁迅来正证自己的“得道”， 自由主义者则用鲁迅来反证自己学理上的“正确”。 可惜，往往不是有意曲解，便是无意间流于误读。 出现这种情况，软肋在哪里？我的观察，有不少人，不知是有意回避，还是由于浅尝辄止，总之是基本上无视了鲁迅更确实更深层的思想原点：他的个体生命体验。鲁迅思想行止的原点，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发轫于“政治哲学”中“群己权界”的各种本本理念，而是源于深切的个体生命体验，其思想呈现主要又是“文学”的，比起胡适等人的“一览无遗”来，鲁迅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漠视这一点，或者声明没必要涉足其间，而一味以由来已久的“成见”为定见，可能就会导致某种程度上对鲁迅的断章取义，掐断了鲁迅更深层的精神链条。鲁迅的许多论述，如果不从各种思潮、各方思想背景真相以及他个人的社会、人生体验切入分析，得出的结论，常常是有混淆视听之嫌的。 接近鲁迅，需要抛开定见，从鲁迅的文本出发，从鲁迅的语境出发，从真正的鲁研专家的研究出发。如果执意围着某个定见绕来绕去，什么样的结论都可能有，不过，恐怕多半会绕出“鲁迅的事实”之外。有必要引以警惕的是：凡是定见，都可能是个陷阱；在某一方面积累起来的自信，不能任意扩大到一切领域。
关于杂文文体特质等问题，我勉为其难能说的，基本就是这些了。即便是得过“鲁迅杂文奖”的林祖基先生、鄢烈山先生，要来指教，我也基本上只有这样的答复了。 我一直认为吴钩是新时期我们海陆丰最具学理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隐权力》一出版，我就说，这是海陆丰文事方面的一个事件（甚至可以说，不仅仅是在海陆丰）。感谢他这次给了我一个契机，使我在他的“学理精神”的影响下，能够稍微集中一下心思，将历年来对杂文问题的感受和思考作一番梳理，聊算一次小小的“准学术操练”。 但我毕竟不具备吴钩那样令我心仪的、几乎能够左右逢源的“学术训练”储备，他若又生出诸如“杂文的道德原教旨主义倾向”之类的问题来，我是再无力与之讨论的！又：曾见吴钩与人争论鲁迅时，有位大概关心外交事务的网友说吴钩“可惜你永远也成不了半个鲁迅”，吴钩则答：可惜你一辈子也成不了半个外交家。这样子的癖好与精力，我自叹是没有的。何况生性愚钝，人生苦短，该补的课太多，我且补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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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5 15:48:34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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