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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日子,当谈及如何解决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问题尤其是目前北、上、广三地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高考的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半个世纪前美国空降兵护送黑人学生上学的“小石城事件”。1957年9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动用了美国陆军101空降师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占领了小石城,包围了中央高中。在荷枪实弹的空降兵的一路贴身保护下,9名黑人学生最终进入了校园。“小石城事件”是美国打破种族隔离的标志性案件,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作为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小石城事件”包含了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事关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平等权。平等权不仅是一项宪法权利,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在美国,尽管教育属于各州事务,但是宪法所保障的平等权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众所周知,美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在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件中,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隔离本身就是不平等。1957年夏,美国南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教育委员会接受联邦地区法院执行布朗案的判决,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这是向平等受教育权迈出的一步。
第二,地方政府不愿或不能保障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在“小石城事件”中,允许9名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读的举措遭到当地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和抵抗,甚至引发骚乱。州政府不仅纵容这些行为,州长福布斯甚至一度派出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禁止黑人学生入校。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地方政府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怠渎职责”甚至“助纣为虐”,这时候只有联邦政府能够力挽狂澜。如果联邦政府也不能“有所作为”,那人们要政府究竟有什么用呢?
今天人们在关于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的讨论中一再提起“小石城事件”,是因为目前中国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同样也包含着上述两个重要因素。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是对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权的公然侵犯。中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考生不因地域和户籍的不同而受到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是宪法平等权的应有之义。按受教育机会平等的要求,在统一的高考制度下应该坚持统一的录取分数线,在分省命题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个分值换算的统一衡量标准。但目前各部属高校在各地的招生名额都事先确定并高度地方化,每所部属高校在本地和外地的录取标准都不统一,甚至差距极大。水平可能大致相同的考生,只由于户籍地域的不同而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这就是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是对宪法平等权的公然侵犯。
有些地方政府“不愿”或“不能”保障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各部属高校在去地方化方面都面临着对地方政府的回报压力,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高校招生的平等,任何一所高校或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会缺乏改正的动力,因为单兵突进式的改正不仅难以成功,而且还会损害自身利益。当别人都在对我们进行地域歧视时,我们对别人的地域歧视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近几年来,教育部已经要求各部属高校降低本地招生比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2年8月更出台了解决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高考的工作意见。尽管《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授权地方政府考虑“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但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本地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工作”。不过,这些意见和要求并没有触动地域歧视的坚固堡垒,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中高考的要求也只是打破这坚固堡垒的一个突破口而已。如果不能全面改革目前的分省命题、标准不一、定额分配的高校招生模式,就不能保障所有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平等,则随迁子女问题的解决也只是以一种地域歧视代替另一种地域歧视。
但即使是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中高考这样一个并不彻底的改革意见,在全国大多数省市得到执行的同时,却受到北京市的抵制。2012年底北京市出台的考试方案明确违反该意见,只规定随迁子女在北京参加中职与高职考试,根本没有涉及随迁子女的中考与高考,而且其考试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又明确要求随迁子女要么回原籍上学,要么只能选择中职或高职。同时,北京市方案对随迁子女的中职考试设置了父母在本地工作、居住和参加社保满三年的苛刻条件,对参加高职考试的随迁子女则要求其父母在本地工作、居住和参加社保满六年,而许多中职或高职学校原来并没有设置此类条件。不少随迁子女要么被送回原籍成为留守儿童,要么留在北京但前途迷茫,也有不少被迫选择出国留学,种种辛酸苦楚屈辱无奈难以言尽。
保障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要求,对中国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的高校招生制度实际上鼓励了高考移民,即让更多的所谓人才绞尽脑汁集中到被称为“高考洼地”的北、上等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这恐怕也是造成中国大城市迅速膨胀、城市发展不均衡的因素之一。各地域间的相互歧视又阻碍了人才正常的相互流动,影响了公民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
保障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中央政府必须担当起重担来,在推动随迁子女就读地参加中高考的同时,积极推动全国统一高考,废除目前的分省指标制度,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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