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育航家事记略----悠悠往事发我幽思

小小小市民 · 发表于 2012-1-3 15:09:23

马育航家事记略----悠悠往事发我幽思

来源：海丰县地情网作者：马思琚编辑：筱秋

我的父亲马育航生于1882年，原籍广东省海丰县，清末秀才，家境贫困，兄弟三人，父亲排行第二。祖父去世时他才十六岁，便开始担负养家糊口。父亲为人忠厚无私，刻苦勤劳，关心国家大事，有远大理想，陈炯明是他亲密的朋友，我们叫他大伯。母亲说他家比我们还要穷，父亲有时还得帮他一点。科举考试时两人去当“枪手”，替人写科举文章，两人躲在考场的窗外等待屋里考生抛出纸团（题目）来，接到纸团便飞跑去替他们写文章，借此赚点钱，作为生活的来源之一。

　　母亲说：“你父亲和陈炯明一伙人还办了学校，父亲又教书，又当校长，忙个不停。还在家里办妇女学习班（扫盲），邻里妇女们都来参加。他思想开明鼓动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脚。我那时早上天蒙蒙亮就起来喂奶、洗刷、做早饭，忙乱中经常把发簪倒戴。你爸可严啦，不许迟到，回来还要温习，写字……”我母亲是农村妇女，文盲，就在这时候学会了识字、写字、写信、看报、唱“歌册”。那时，她在妇女中唱“歌册”，（每句都是同等字数，随意即兴哼唱）如唱《梁山伯祝英台》，《木兰从军》……，大家围坐着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听着听着引来欢笑，或感动得拭起眼泪来，这是当时海丰妇女们所喜爱的民间文艺。小时我听过母亲哼唱。

　　母亲黄楚良，生于1886年。海丰县围雅村人，中农，自小要到地里干活，上山搂草，拾柴火。所以十二岁才缠脚，活受罪疼得要命。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母亲说：“跟哥哥上山搂柴火，回家先是哥哥背，到山下就让我背，他是读书人不好意思被人看见他劳动”。母亲心地善良，宽容而豁达，虽是个农村妇女却落落大方，聪明伶俐，她乐观地精打细算操持家务，会简单地修水龙头、接电线、修椅子……。我们儿时，她还经常教我们读三字经，要我们好好学习，不然长大了没本领就当乞丐，讲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等温，良，恭，谦，让的故事。教育我们；“不要贪，宁可让人家占便宜也不要占别人的便宜”。看来，是起点作用，至少我们大家都非常和谐友爱。

　　我们兄弟姐妹十人，除了四姐和七姐1930年之前先后因病逝世之外，都健康成长。分别为大哥马思齐，二姐思锦，三哥思武，四姐思梅，五哥思聪，六姐思荪，七姐思莹，我第八，九弟思宏，十妹思芸。海丰重男轻女的观念很深，生下女的就用炉灰窒息至死，或是抛进河里溺死，或是给人做童养媳……。据说我的二姐和四姐刚生下一两个月，祖母就把她们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她们的遭遇是不幸的。几年前，我去美国曾听大姐讲以往悲惨的遭遇：开始养父母对她还好，但她两三岁时养父去世，养母把她送给了养父的嗜赌弟弟，小小的她便经常挨他打骂……，有一次，还从马桶里抠屎往她嘴里塞……。大哥非常喜欢这个妹妹，经常闹着要她回来，经过许多的挫折才把大姐要回来，那时是七岁了。祖母因为大姐的时辰八字克父母，母亲便送她去娘家，跟随表弟读书，到十多岁才领回来，随大哥去上海上学，后来去美国结婚。大姐是天下最善良的人，她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是马家最节约，最关心人，最无私的好人！她说她一生被人推来推去，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出去工作，只当家庭妇女。哎！可怜的大姐！1910年父亲出来搞革命，此后来回于广州、汕头、香港间安家。我们，从六姐开始的女婴就免遭抛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陈炯明为了建设广东省，送大批青年到欧洲各国去留学；当时欧洲的生活费比国内低廉，父亲便趁此也送大哥和二哥去法国上学（大哥学农业和经济，二哥学法律和政治），后来大哥因摔伤回香港治疗，治愈后把思聪哥也带去法国学小提琴。

　　父亲为人忠厚、朴素、心地善良，轻信人以致一生背债。为了还债，为了生活而奔命一辈子，真是痛苦不堪，一生没过过好日子！

　　事情是这样：陈炯明任两广总督时期，父亲是筹饷局局长、财政厅厅长。当时爱国华侨热心支援陈炯明，其中有一个做生意的华侨但梦新，有一天来找我父亲，说他办百货公司，在欧洲订的大批货物已到达，急需取出，要求父亲借给三万元。父亲个人是没钱的，他央求说十天必还，父亲无奈，看他是爱国华侨，便挪用了公款借给他。不料十天后他的公司倒闭了，失信了。晴天霹雳！何处去找三万大元还给公家？父亲心急如焚，只好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公款，有的利息高达二分多，自此他和大哥二哥的肩膀便背上还这笔债款的重担，一直到父亲去世尚有五百元没还清（据说还利息早已超过本钱）。我们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成长的，因此，从我的六姐思荪以下的弟弟妹妹都无法正常升学。思荪读高一辍学，弟弟未曾上过学，妹妹和我只上到小学毕业；便都在家学琴，学文化，学英文……。陆续由哥哥或父亲的朋友们教，好在我们很努力，学习勤奋。

　　大约1926年——1929年我们住上海，父亲经常不在家，总在外面为生活、为还债务奔波。他是劳碌命，即使在家也伏案写信什么的，没闲的时候，顾不得我们。母亲身体不好，我们几个孩子（六姐、七姐、弟弟、妹妹和我）都很懂事，一起玩耍，也不闹。我算是最淘气的一个。

　　记得父亲的世交莫纪彭教六姐古文，邱仰辉教书法，我和七姐不识字，也跟着起哄，背诗、背古文、写字。有时和思宏躜在楼上的桌子底下，打开留声机，找出唱片（都是二哥留下的），逐张一一听着玩，有古典音乐，喜欢的就用笔打个记号，还有百代唱片公司的中国唱片，有许多京剧的唱片，我们最喜欢梅兰芳和马连良，便学着唱，唱得非常认真，尤其是思宏，大人们都惊讶极了，说他“应该学青衣去！”……。对面邻居两个单身汉常在窗外招手让我们唱给他们听，他们买点心、糖果，开车带我们出去玩。这是孩儿时的欢乐时刻。

那年，我大约七岁，上小学一年级，经常放学回来和七姐、小朋友们在弄堂玩“过家家”自编自演；我们又跳又唱当时大家喜爱的《小麻雀》（黎明辉作），每次都有观众围观，无疑这使我们更来劲了。

大约是1928年大哥从法国回来不久，一天，住我们对面的英国妇女正在打扫厨房外面的阴沟，正好我弟弟经过她家的门口，冷不防遭她用湿扫朝他背后挥拍，衣服脏了，哭着回来，大哥知道了，当即气呼呼地跑去找他们算帐，敲了半天才开门，出来一个瘦长的老头，大哥用法语同他对话……，后来便打了起来，围观者众多，平时洋鬼子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今天挨揍了，大家无不拍手称快。大哥回来右手掌受伤，医治了好久；那位英国佬则咳嗽了好长日子。母亲还说：“他的肺可能被打出毛病了，听他老咳嗽，真作孽”。后来他们灰溜溜地搬走了，这事件深深留在我小小的脑袋里，觉得痛快痛快！

　　大哥原是激烈而豪放的青年，他曾回忆旧事：“小时大约九岁，父亲在香港、广州搞革命，我和父亲运炸弹、炸药，从香港带到广州交给革命党。奇怪！那时炸弹、炸药藏在我身上，我一点也不害怕……。十七岁时我在上海震旦读书，“五四运动”，那时我最小，排在最前面，抗着大旗，好不威风……。”

　　二哥是稳重而仔细，憨厚而可靠，母亲说他三四岁时闹着要吃橘子，给他一个铜板去买，过了一会，他手抓着铜板回来说“太贵了，不吃了”。“他是管家的”，母亲夸他。

　　两个哥哥学成回国后，一直未曾用他们所学的专业为国家出力，他们的人品和本领都没有得到发挥，我深感惋惜。文化大革命因为聪哥的出走，株连了大哥一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二哥被斗致死。二嫂诸葛伊婉回法国吃救济粮，不久去世了。这些痛心事就无容细说了。

　　二哥的一位同学张自勇，是我们孩儿时最喜欢的哥哥，经常来关心我们，带我们去公园玩耍，尤其是讲故事，那美丽的故事特别是《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我们百听不厌，反复央求他讲，是他把我引进那异国他乡，波斯，巴格达，我幻想那蔚蓝色的天空，红色的地毯随意飞行，那蒙着面纱的美丽姑娘……我们天天盼他来，他了解我家的困难，经常将堆在客厅的家具等百货（但梦新把百货公司倒闭后的货物用来抵还借款），设法卖点钱给母亲家用，他甚至不辞劳累把一箱一箱的昵帽子拉到上海大世界摆摊叫卖，怕熟人认出是他，便赶紧把头上的帽子拉下来。这样的朋友，真诚的友谊实在动人，它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小小心灵中。后来他调动工作去了青岛，不久，不幸病逝，我们失去一个好哥哥。发呆了一阵子。

　　这些年代，父亲政治上的失落，受通缉，收拾残局，背债，失业。那可能是最困窘的时光了，记得只用小半杯黑芝麻磨碎后搅在粥里，就打发一家人的一顿早饭，有时喝粥给每人十五粒咸黑豆。我们从没有糖果，没有玩具……。却过得很快乐，从不要求什么，也不羡慕他人。

尽管日子如此困窘，一天晚上，父亲在外滩遇到以前共事的一位部下，他向父亲借两元钱，可是父亲没有零钱，身上只有一张五元的纸币，踌躇了一下，便全部给了他。自己没钱只好从外滩徒步回家（现在在复兴公园附近）。母亲埋怨他，他说看样子肯定人家比我还要困难。有时父亲回家看到附近邻居交不出房租被贴封条，问母亲“来帖我们了吗？”母亲回答：“等你啊，早就封了！”母亲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持家的。父亲也十分节约，个人生活上要求不高，为了节约他只抽水烟袋。一次饭后，母亲要用牙签，父亲连忙阻止：“就用我这支吧，”母亲说“啊呀，这也要省？”父亲说“这一头不就行了吗？”母亲听从着拿过来用，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我们家省俭节约的典范。

　　迫于无奈，大哥二哥开始做抽纱生意，先是大哥回国组织货源，曾迁家到汕头，组织刺绣工人，不久搬去香港，暂住在世伯钟秀南家，聪哥也从法国回来，父亲以为他可以开音乐会赚点钱还债，却未能如愿。约一年后陈铭枢（当广东省长）送他一二万元再去法国学作曲。

　　可能法国不景气，生意做不下去。大约1930年，大哥和二哥做柴油生意赚了点钱，还了部分债款，我们也可以上学了，六姐去广州培道女中，并带我去佛山文昌沙镇的一所英国基督教会私立华英小学寄读（小学二年级）学费便宜些。这时我开始学钢琴，记得学校的钢琴放在大礼堂里，那暗暗的灯光，里面更是黑乎乎的，我害怕极了，但为了练琴倒也能挺住去练。第二年妹妹思芸也随我去住校，因为太小，读了半个学期后，哥哥们不忍心小妹妹离家住校。我则继续读到小学毕业。

　　这期间，1931年东三省沦陷，记得我们二年级全班同学一听到这消息，又恐惧又痛恨，大家纷纷悲愤地喊叫：“要当亡国奴了，要当亡国奴了……”哭啊，哭啊，好伤心。恨透了日本鬼子！

　　大约1932年暑假的一天，父亲突然带我们几个小孩（还有二哥二嫂）去浅水湾游泳，看见有三个人坐在海滩摆着的桌子旁谈话，其中有陈炯明和陈其尤（他带了太太和儿子），还有一个日本人。父亲带头下水，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会游泳，双脚在水里踩着游，我好羡慕，佩服他啊！据说这是“狗式”游泳……。后来才听母亲说“日本人要大伯（陈炯明）出去做事，大伯要日本人归还我们东三省和旅顺大连……没谈成。”现在读《陈炯明传》才知道原来日本人真的要请陈炯明出去当傀儡政府，并且送他八万元，都被他拒绝了，好样的！我们的好大伯，他处处为国家着想，决不依赖列强出卖祖国，亏了老百姓，我很敬佩他。

这一年的秋天，父亲母亲和我们去大伯家，大伯是住在跑马地他堂弟陈炯光家的二层，一进去就是大房间，光线阴暗，靠门口（朝东）的左墙有一方形旧饭桌和椅子。正对门口（西面）是碧姐（大伯的大女儿碧瑶）和阿炎（小儿子定炎）的床和大柜。右面是大姆的床，床边放着有盖的黑色马桶，原来大姆是青光眼，眼睛瞎了，她站起来摸着打招呼；再过去墙角落是伯婆（大伯的老母亲），她瘫痪在床上……。进去就是很小的亭子间，是大伯的书房，一张单人床，一台书桌，堆满了书，这情景给我印象太深，太深了，当时我心理十分难过。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天碧姐还擂咸茶招呼我们，我妹妹思芸清楚地数了咸茶上只有七粒芝麻！大为失望。这就是曾为富民强国卖命的两广总督、粤军总司令的生活状况，他不求名不求利，这样的人能说他是反革命吗？

　　提起大伯，我心里就愤愤不平，也一直困惑着我——“好人没好报”？！

　　母亲曾为父亲抱不平：“孙文就会车大炮，要紧北伐，急于当皇帝。他在上海每个月生活费要五百元或一千元，你父亲是筹军饷局局长，没钱也要想方设法寄去给他，苦啰。自己家里吃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熟人都猜到：‘二嫂，这是黑豆豉生姜焖鲢鱼骨’”（买不起鱼才买鲢鱼骨）。看吧！干革命的两种人。是的，陈炯明不是完人，但历史总不能黑白不符呀！我已八十七高龄，也许看不到还其历史真面目的这一天了，但总会有一天，待有适宜的条件，有认真而有良心的学者们会做出公正的结论的。我要在彼岸期待。

　　1933年我小学毕业后转到真光女中，只读一个学期便辍学在家。聪哥已第二次回国。不久带思宏去南京随他学琴；思宏聪明过人，不久已能在上海举行小提琴独奏了，（聪哥弹伴奏），非常成功。也有神童之称。这时，家境又拮据了，1934年，举家搬到上海寻找出路：当时思聪哥在南京中大音乐系教琴，他教我钢琴，并要我学大提琴，说我们兄弟姐妹可以组织五重奏（可惜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此东南西北各奔前程。未能实现一齐合奏玩玩）。因为没有大提琴，聪哥先教我小提琴，不久，借到了大提琴，因为买不起教科书，他为我编写不少初学教程，（也在中大图书馆借乐队大提琴分谱），可惜未曾保存下来。后来，他来不及写了，便咬牙花了3元1角买了一本〈Dotzauer〉练习曲。半年后过新年，在聪哥的鼓动下，我们一起拉孟德尔逊钢琴三重奏第二乐章，可难了我，但聪哥却玩得很开心，这似乎是唯一的一次。他善于就地取材，去适应环境，一心搞音乐。白天我们练琴声音喧闹，他便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写作，白天练琴，看书……他勤奋好学。我们虽住在一起，但一般只在吃饭时见面，饭后说说笑笑，把英文字母翻成海丰话如：鞋（A），被（B），死（C），猪（D），伊（E），弗（F）知（G）……，或拿报纸来练字，不论什么字体……。有时他一面拉琴一面下来（他住亭子间）到母亲房间逗逗母亲，问母亲好不好听，要听什么。母亲就点他的摇篮曲、舒伯特《圣母颂》。有时他把坐在藤椅上的母亲掂着逗趣。母亲很开心。他富于感情而有爱心，单纯而执着，小时候逃学，他被母亲用竹竿追着打，问他为什么逃学，他说：“老师不会笑……”母亲苦笑不得，只好去找老师说情。哥哥们见到父亲就严肃紧张，尤其是聪哥，一见到父亲便拘谨，肃立无言，这就是慈母严父的对照。其实父亲既民主又开怀，从不大声严厉说话，只因生活压力太重，疲于奔命，乐不起来罢了。

多亏父亲的深交陈伯庄为父亲大哥二哥觅得工作，暂时摆脱经济困境，那时是我看到父亲的心情比较开朗的时光，有时饭后给我们讲《论语》，讲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如屈原，岳飞，文天祥，黔敖，蔺相如……，他声音高吭洪亮，并带有表演的动作，那么豪迈而生动活泼，我们大家听得无比入神，时而发出笑声，父亲真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可惜没干这一行。他写有“用行诗集”其中有描写当时白色恐怖的情景……我还看见过那时期发行的公债。

　　1936年父亲被聘去当广东钨矿处处长，我和思芸随父母去广州，上培正小学，姐姐已考取音专留在上海，思宏仍随思聪哥去南京学小提琴。这时我们生活比较安稳，经朋友前后给我介绍老师（一位是法国银行长，一位是化肥厂工程师），他们免费教我大提琴，我还每隔一星期去香港学钢琴，当天回来，学习十分努力。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那时父亲调去华南米业公司当经理，不久广州受日本空袭，为了安全起见，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先安置去香港暂住，打算去海丰长住下来。哪知起程之前的夜晚12级飓风袭击香港，把开往海丰的航船抛上岸，母亲本来就不想走，她担心延误我们的学习，也不放心父亲，便借故坚决不走，说这是不详的预兆，“上苍”不让我们走的，这样便留下来了。这时聪哥也回到广州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战歌曲创作，我和思宏也参加乐队录音。我一面继续学钢琴和大提琴，钢琴老师是俄国（立陶宛）人Harry ore，大提琴老师是意大利人Pelligatti。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我进步很快，尤其钢琴，1938年便考取英国香港广播电台演奏资格，每两个月去演奏一次，每次约30分钟，我把演出酬报作为学费。这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很大，我交不起学费时，也免费教我，他乐观，真挚，善良，在教学上他热烈激发学生的进取心，这是很难做到也是十分重要的。俄国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曾与普科夫斯基同学，由于他的教学有自己的见解和经验，使我在短短三年多进步很大。我们学习都靠自觉，这时，思芸也开始学钢琴（我教）。

　　不久日本鬼子轰炸广州，父亲回到香港，1938年秋有一姓刘的来找，多次会面商议要父亲去上海，被父亲的老朋友陈伯庄多次阻拦，他是一个对人十分傲气，脾气暴躁的人，我却亲眼看到他竟向我父亲下跪求父亲不可去上海。（他是国民党政府人员，可能知道内情），但父亲经不住那个姓刘的再三请求，以为十天八天就回来，便瞒了陈伯庄，走向不归之路。记得父亲去上海不久来信表示日内即将回港，信中还写道：“那儿是一帮狗咬狗……，蛇吞象……，打算去越南……。”不料接着报上登载说他被暗杀身亡。晴天霹雳！一个善良、正直、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就落个这样的结局？！残酷啊！我们至今还不明他的死因，只知道他住在上海交通旅馆，上午在洗漱间被暗杀子弹击入太阳穴。那时大哥和思荪在上海办了后事。我按前后的过程来推想是：那刘姓者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要父亲去与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作有关和和平谈判，（因父亲与他们熟悉）。谈判未成便被杀人灭口，其实横竖是必遭杀身之祸的。陈伯庄如此劝阻必知内情，而父亲却被暗算了。这就是政治斗争，他自己也曾说过：“搞政治必须心黑手辣，我不行……”最终是自己应验了。奈何！，他一辈子受苦受累；正临我们都已成长，即将能减轻他负担的时候，他走了，无法补救，痛心啊！

1938年底父亲去世后，1939年我去上海，以同等学历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和大提琴专业，因为都是演奏乐器，两个系主任互争录取相持不下，学校便破例录取了我，同意我同时学本科两个演奏乐器。

　　不久，1940年举家又迁上海。这时，大二哥只在帮一个商人做点生意，后来不得已去做股票以维持生活，没钱就今天典当一只表，明天典当一支钢笔，隐瞒母亲说“今天忘了带钱，先用着吧……”日子全由两个好哥哥顶着，我们只管练琴，学习，有时去作电影或话剧乐队配音赚点零用钱，或给妈妈。那时我们省吃俭用，自抄乐谱，平时用的是网球拍上用的羊肠线当大提琴的D和A弦用，只要双弦的把位基本是准的就行了，别无他求，只求省钱。大哥二哥有时看到好水果，忍不住买一个大梨或两个橙子回来逗我们开心。我们半夜配音回来饿了便在厨房蹲着削莩荠或白薯吃，同学来玩便煮大锅白薯糖水或红豆绿豆糖水……，说实在，那时这一切的一切都很开心，生活得很充实，可堪称“贫而乐”也。

　　我和姐姐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都获得甲级奖学金（一年学费全免）。思芸也开始正式学长笛和小提琴。思宏因付不起学费等原因，只能不定时找上海工部乐队首席小提琴法阿先生学，法阿说：“听他上课简直是给我美好的欣赏”。1947年，他取得当时的公费赴美留学，他是非常卓越的小提琴家，1949年（？）他树立第一个东方人获得海菲兹奖的现例，（也是多年来未有人得此奖）。应是国家的荣誉，但那时是解放初期，可惜无人理睬，他坚持中国国籍一直到1963年，为了方便起见才加入美国籍。他是肯特大学终身教授，夫人董光光是艺术高超的钢琴家，著名钢琴大师施纳贝尔的弟子。他们教课、演出，每年去欧洲各国演出活动，在纽约唐人街办学校，还成立“青年艺术家西乐协会”（youg artist si-hong society）,培养音乐家的演奏经验……。今年已85高龄，最近我的女儿们正在为他们整理过去的录音音响，希望多少留点资料，并争取出版。思宏为人纯朴谦虚，与世无争，艺术修养很高，他是马家的骄傲。

1941年得知国立音专即将由日本人辖下的汪精卫政府接管，我和姐姐不愿拿这种文凭，也觉得该让哥哥减轻负担了，便于1942年提前本科毕业了（那时是学分制）。1943年我由赵梅伯之请去西安西北音乐学院任教，姐姐去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任教。抗日战争结束随学校南下，1948年我和丈夫汪坦去大连。1954年我和思芸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思荪去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我们兄弟姐妹都成长了，开始各奔前程……谢谢我们的父母亲，哥哥姐姐们，在这么窘困的情况下养育我们，培养我们，太辛苦你们了！我还忘不了从我们儿时就有阿竹、双喜，莲花；后来（1940年）有阿瑶和阿蓉。（他们的父母是海丰乡下的穷苦人家，了解马家的人品，送来自己亲生女儿，只求给他们吃口饱饭，有的放下孩子就跑了）。她们与我们同生活共甘苦，帮母亲做家务劳动，照顾我们。没有他们，我们能如此地投入学习吗？真不可思议。每当我想到她们便感慨：是他们，无数的无名英雄在创造世界，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个人是微不足道的。（2007年9月9日写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