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谁来保护他们？

红薯先生

近两周，北京积水潭医院和阜外医院接连倒下了三位医生。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医生接二连三倒下，确实让许多医生惊诧不已、扼腕长叹——为什么呀？近年来医生非正常死亡屡屡见于报端，有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有倒在无情刀下的。从感官上看，医生的生命与健康日益受到非正常的威胁！卫生部门的一次小样本调查显示，在4032名被调查的医生中，1/4的医生有心血管疾病，近一半医生有高血压，40岁以上医生的患病几率是普通人群的2倍。医生，本应是“健康”的代言人，可为什么是这样的现状？这也让社会再度关注“医生”这一群体：医生，该由谁来守护呢？
我也有一组数据：美国千人拥有床位3.1，医师2.7人，护士9.8人；而我国呢？千人拥有病床4.1，医生1.4人，护士1.4人。仅从这样的人床比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医护人员有多累，且不论医生每小时服务的门诊量，也无需去问大型和超大型公立医院的医生何其难！公立医院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失控！即使国家一再禁止公立医院扩张，但规模一再扩张，我行我素！医护人员在这种惯性下别无选择，只能在高强度下默默耕耘，在“薄利多销”下拾回一些安慰。
“薄利多销”加速了医护人员生命折旧；“以药养医”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元凶。两者把医护人员推向身心疲惫的深渊——失去健康，失去尊严！医生，本来就是面对生命的职业，医生的价值体现在他挽救生灵，医生的价值理应是其技术知识价值的体现。而事实上，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带来的不仅仅加快了医生的生命折旧，也大大地侵犯了患者的健康权，不足3分钟的一次门诊带来多少的忧伤，一言蔽之就是对生命没有敬畏感。更为可笑的是，有的医院为了赢得患者，居然用免去诊金、挂号费来吸引患者，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不是通过“技术”来体现的，公立医院的发展不是通过财政的拨款而是通过药品、卫生材料和机器来创收。因此，“以药养医”成为诱饵，“薄利多销”成为手段。这样，医生情何以堪呢？
中央政府提出“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大政方针，如何融会贯通？我们医改元年就提出提高服务价格收费，取消“以药养医”，但年复一年，依然故我，反而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和医院的不断扩张，医生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我们从“号贩子”的价格体系中就可以知道，医护人员的市场价值在哪里。我们不认可黑市价，但是我们也为如此大的差价而心寒！可是，民众并不知道这种畸形的价格体系是看病贵的根源，相反总把这些怨气撒在医生身上、撒在护士身上，甚至对他们大打出手，刀刃相逼。医护人员成为制度的替罪羊，也成为社会戾气的出气筒。
也许似来不来的埃博拉在提醒着，人们并没有忘记十年前的SARS，当时有多少医护人员倒在抗非的战场上；如今，西非抗埃战场上又有多少医护人员倒下。这也许是职业所在，但是作为职业以外的人们不能不敬畏他们，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社会的敬重！
其实，医护人员只需要一个公平、一个基本的人文关怀。广州就有一单官司是这样的：一位医生连续看了三个腮腺炎的病人，最后自己被感染了。这算不算是工伤呢？民政部门说：工伤目录没有这一项；法庭说：你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你是从工作中感染的。这种结果未免也太悲催了吧？更有悲催的是：见义勇为永远不会表彰给医护人员，即使是为保护同事免受暴徒的伤害挺身而出。当医护人员用生命保护其他患者和同事免受精神病患者的狂刀，即使是生命结束了，都无缘称为烈士，更沾不上见义勇为。为什么其他行业就可以有这种“待遇”呢？（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待遇。）虽然说《劳动法》没有说不适用医护人员，但是医护人员常年“白加黑，五加二”，又获得了多少关怀呢？
只可惜，目前法律对医生的保护是脆弱的。原本医患关系就紧张，再加上法制环境偏袒“弱者”，举证责任倒置给医生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患者愿望超逾目前医学的水平，医生们在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中变得小心谨慎，疲于写各种病历医嘱的时候，还要再三核对，生怕出错。再加上近几年刺医事件频发，这些都极大地加大了医者们的精神压力！
医生，确实与其他行业不一样，另一个精神压力来自于医生的继续再教育和职称，医生的晋升制度也如同枷锁般钳制住医生们。上班已够疲惫，下班还要搞科研，甚至有些还要上夜班，有些还要承担教学任务，医、教、研一环紧扣一环。可是，没有科研，没有论文，再好的临床技术也得不到晋升。本末倒置下的惩罚文化迫使临床医生默默承受，因为大家都不想落后，都想晋升。这种不是末位淘汰却胜似末位淘汰的机制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或许人们认为正高就熬到头了，可以稍稍休息了，但多是奢望，因为评聘分开，你不得放缓你的节奏。
作者：廖新波，原广东省卫生厅副曾任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14年4月，被免去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2][url=]（）（[/url]，改任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正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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