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与《屈原列传》

刘杨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在政治上他推崇“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有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屈原“美政”的另一体现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很清晰的表述，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他明知尽忠的为患，但不忍舍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很好地表现了屈原坚持“美政”、至死不渝的高尚节操，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翻译）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欢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会后悔。（评析）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坚贞不屈。真可说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无耻小人对他的恶毒诬蔑，下决心绝对不和他们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鸷鸟，孤傲、矫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变，也无法改变，这就像方圆不能周，异道不相安一样。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虽九死其犹未悔”和同出自于《离骚》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离骚》中作者常以“香草”“美人”来比喻自己、贤士和君王，并表达政治理想，这是《离骚》的一大艺术特色，这种方法也叫“移情法”即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这种方法在古典诗词中广泛运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借用“移情”，可言难言之语，可抒难抒之情。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维灵修之故也”——忠君报国，虽死不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坚持真理，永不言弃。这些感天动地的诗句，令我们感受到诗人高贵的品质，宁死不屈的精神。正如司马迁所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从此，一种永世不曾泯灭的信念——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一种千古不变的情愫——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乡土的依恋，深探注入到中华文化中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辉传统。

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才华出众而识见过人的智者。问题在于，世间智者颇多，而如何使用才智，则是个人的悲剧与否的关键。在屈原与渔父问答中，渔父明确地劝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如果将这段问答视为后人怀念屈原时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召唤屈原如何使用自己才智的另一种声音。屈原如果顺从了这种声音，他至少不会遭遇被流放而自沉江水的悲剧，亦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是，屈原坚守自己的心灵操守，就只能走向悲剧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屈原列传》中，在历史上的许多现实的场合，真正的智者与忠者，力量总是那么孤弱；将心智用于谋私，用于邪恶的人又是那样之多。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而“争宠”；靳尚、郑袖为了私利而卖国；而怀王又昏愦无能，任由奸佞害忠。这是人性的丑陋，这更是社会机制对人性丑陋的纵容。于是乎，君将不君，国亦不国，超越于任何个人悲剧的国家悲剧亦势所难免地发生了。这便是司马迁从人的灵魂深处，从人间关系之中所揭示的屈原悲剧的最深刻之处，亦是屈原悲剧最有价值的地方。

每读《史记•屈原列传》，我的脑海中就会交替映现出两幅遥远而清晰的画面：一幅是，被放逐于江湘之间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边踽踽独行，一边悲切吟唱。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屈子行吟图”，是屈原作为诗人的永恒雕像。一幅是，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后，年方二十的司马迁“南游江淮”，来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临流凭吊，嘘唏垂涕。

理解这两幅充满浓郁的悲剧气息的画面的关联，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位悲剧诗人和一位悲剧诗人式的史学家的灵魂穿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汨罗江畔，在司马迁幽禁的囚室中进行的一次对话；看作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深刻解读。正因为如此，这篇《屈原列传》便不仅是对屈原生平事迹的简要记载，而且是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真实”记录。

《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作为诗人的屈原，就是司马迁心中的“倜傥非常之人”。所以，司马迁为屈原而“悲其志”，为屈原而临渊流涕，并采用屈原《涉江》诗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句意，亦为屈原下一断语：“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意即由于屈原有着异常高洁的人品，所以才引用了许多美人香草来作比喻。

《屈原列传》最后两部分通过屈原同渔父的比喻性对话，让屈原将自己以死保节的决心作了最终的表白，在那“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恶劣环境中，唯独屈原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清白”的品德节操使他“宁赴常流”“葬身鱼腹”决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决不“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温蠖”。这种洁身自好的高尚节操和宁折不弯的斗争精神，表现了他对理想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对卑劣、腐朽的切齿痛恨。屈原的死，是对邪恶势力的强烈控诉，也是对浑浑噩噩的人们的呼唤和激励。

受腐刑后的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他想到：周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遭放逐，遂作《离骚》；左丘双目失明，竟著《国语》；孙子遭膑刑，仍著《兵法》……他痛定思痛，以这些人物的精神鼓励自己，仍发愤著述《史记》。终于在汉武帝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几乎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记》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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