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前的1993年，贾平凹创作的《废都》在经历了出版、被禁、解禁一波又一波的劫难后，开始走向世界。2016年1月，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英文版《废都》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并在美国首发……
2015年岁末，距离《老生》出版不足一年半时间，贾平凹又推出其第十六部长篇小说《极花》，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6年3月推出。
2016年，对于贾平凹来说，是一个收获之年，他也将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许多人眼里，拥有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书法家、画家头衔，被誉为“鬼才”“怪才”“奇才”的贾平凹可谓功成名就，是命运的宠儿。然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贾平凹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吐露肺腑之言：“六十年里见过彩旗和鲜花，也见过黑暗和荒凉，为自己写出某个作品而兴奋过、得意过，也为写不出自己向往的作品而焦躁、烦恼和无奈过。”“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自诩有现代思维，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人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
但是，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征途上，自称“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号”的贾平凹又有着“无论未来我能走到哪一步，我现在觉得我还有写作的饥饿感和强烈的冲动”的执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笔耕不辍。
每隔两年就出一部长篇，“文坛劳模”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在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中，我觉得自己写得多些，特别是到了五十岁以后，我觉得才了解了一些事情，能写一些文章了。实际上，我五十岁以前写得并不好，对于这之后写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这几部长篇小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有人说我怎么年纪大了却越来越能写，我想这是阅历所至。我不主张人们称我为“文坛劳模”，作家就是一个行当，本身就是弄这一行的，自己觉得还能写，就多写一些。
我的创作主要缘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这个时代的关注和了解，没有与这个社会脱节。有许多人年纪大了就开始与时代脱节，基本上不关心社会上发生的事了。我现在虽然六十多岁了，文学创作和生活节奏与三十岁、四十岁时是一样的，一天忙忙碌碌的，也疲劳，但总想把自己感觉能写的东西写出来。因为这个，你对中国社会一定要有个把握和了解。另一个方面，是对手中的笔和纸仍有一种新鲜感。人上了年纪以后，有时候就懒得不想动弹，有时候想动弹，笔下的感觉却没有了。一个作家不但要和社会有亲近感，也要和笔墨纸砚有亲近感，始终保持激情的感觉，否则文章就写成一般性的记录了，若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感觉会慢慢消退，到那时就写不成了。
平心而论，这么多年，我做到了潜心创作。除逢年过节和外事活动外，每天早上8点老婆准时把我送到书房，一直到晚上12点以后才出来。我一年里要参加各种活动，这种情况下还要保证自己的写作时间，不免得罪了不少人，被说成架子大，其实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应酬。我写了这么多小说，也产生了影响，但没有成为一个好丈夫和一个好父亲，为家里做的事情特别少，女儿上学接送、开家长会，甚至有时候连她生病住院都没时间去，对于这些，我是很愧疚的。
就文学创作而言，有人主张纯虚构，有人主张关注社会问题。但我还是坚持创作自己感兴趣的农村题材。《带灯》这部2013年出版的小说，虽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写的是乡村的现实生活，这些素材都是采访到的事实，书中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没有编造，四十万字花费三年时间写完。
《带灯》的素材来自一位深山中的乡镇女干部的短信讲述。我曾多次收到莫名短信，短信以诗一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生活感受与工作中的故事。起初我没有在意，短信读后随手删除，后来发现这位女干部语言生动、故事有趣，就渐渐以笔抄录，于是就有了创作一部反映乡村现实题材小说的想法。
后来，在这位负责任又善于开展工作的女干部带领下，我到那个吃饭喝水都成问题的深山里，与她最亲近的乡民——各个村寨的“老伙计”聊了很多，我不仅结识了一些可敬的农民朋友，也进一步了解了农村的现状。小说中收录了一部分这位乡镇女干部的文字，有一部分是虚构加工的。我时常感到，创作《带灯》的过程其实也是整理我自己的过程。
从山村回到西安后，这位乡镇女干部坚持每天给我发短信，谈工作和生活、追求和向往，也说悲愤和忧伤，似乎什么都不避讳，还定期寄来核桃、山梨，还有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工作规划、上访材料、领导讲稿等。有一次可能是她疏忽了，寄来的文件里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的草稿……如《带灯》中描述的一样，山里的村民朴实、可爱，生活比较散漫，与外界联系很少。
“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作为《带灯》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原型，这位万般辛苦地为国家在基层乡镇服务百姓的女干部，在短信中显示出具有一定的文学天赋，但我不希望、也没有鼓励这位乡镇干部去圆文学梦——因为她是没有被世俗污染的一个人，如果不去追求那些理想的东西，她很可能就会心灵麻木，混同于一些乡镇干部去跑个官、弄个钱，可是她不会那样去做。
写作《老生》是我第一次“民间写史”的尝试，它也是我在构思和前期准备上“最纠结”“特费劲”、写作时“最随心”“最顺畅”的一部小说。《老生》写了一百年来的历史，这些历史有的是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的，也有后来听看望我的乡亲们讲的，有的为自己所经历，还有自己亲自走访过的，我以自己的想法把它写出来。选择2014年3月把这部长篇拿出来与读者见面（后首发于《当代》2014年第5期），因为公历3月21日，也是农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生日，算是给自己的寿礼。我经常讲，文学是一个品种，你只能写这个时代的品种，对于这个时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写自己想写的或自己能写的文章，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这其实是2014年10月15日我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结束时习总书记告诉我的。
接到开会通知时，我只知道是文艺方面的会议，到了北京被安排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才知道习总书记要到人民大会堂做重要讲话。会议结束时，习总书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还问我最近有没有新作，我说刚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长篇小说，他说：“好啊。你以前的书我都看过。”
中央有想法抓文艺工作，召集一批作家、艺术家召开文艺座谈会，体现了国家对文学艺术的重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家就像在运动场上跑步的运动员一样，需要不断有人呐喊加油，如果运动场上一片肃静，那肯定会影响运动员的速度，这也是国家、整个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关心，激励作家继续创作。
这个故事的雏形是写《高兴》的时候听来的，是发生在老乡身边的一个故事，之后我又不断地走访、了解有关故事，但十多年没有动笔去写。写《老生》时有了写《极花》这部小说的想法，真正动笔则是在2015年夏季。
我写《高兴》时，一个在西安打工的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山西，警察解救她的那一晚，我和朋友孙见喜守在电话机旁，直到半夜那边才打电话来说解救成功了，他们正往山外跑呢。后来才知道详情，当地人撵啊打啊，比电影情节还令人紧张。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一想起来，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剜。《极花》的重点不是写警察怎么解救被拐卖的胡蝶，这种案件在中国太多太多，别的案件可能比拐卖更离奇和凶残。我关注的是城市怎样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凋敝着，关注的是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自诩有现代思维，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人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写越写不下去，我是乡村的幽灵，在城市里哀号。农村的凋敝尤为值得注意。一般而言，有四条线共同在村子里起作用：政权、法律、宗教信仰和家族。但这些都在日新月异中发生着变化，庙没有了，家族关系淡了，法律也因为地方偏僻而显得松懈，各种组织又不健全，导致了农村的无序状态，大量的人往城市里拥，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奇特的事。政府是很重视新农村建设的，但农村里没有了年轻人，靠那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去建设？这不现实。在一些农村看到集中盖起来的漂亮房子，但那些地方基本上是离城近、自然生态好的，稍微偏远些的村子，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没技术、没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靠地吃饭，靠天吃饭，无法娶妻生子……
我越到现在这个年龄，越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不满意，写得相对慢了一些。《秦腔》以后的作品没有特别满意的，但毕竟都是自己写的，写的时候满怀信心，下了好多功夫，至于写得好不好都由读者来评判。当然，于我而言，把它写出来就是了。我不可能写别的故事，也不会去写自己不了解的故事。
作家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写到一定时候，就自然而然要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尽一份责任。作家的使命是要关注现实，要对社会抱着很大的感情，研究社会的走向，对社会的焦虑、忧患，不是嘴上说的事情，要真正操那个心。你对社会的研究越深，对社会的发展有深度关注，你对社会向前怎么走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期和把握。
从开始创作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我现在还热衷于农村题材的写作，尽自己所能讲好中国农村的故事。我近十年的长篇小说也都围绕着这个展开：《高兴》（2005年）讲述了刘高兴那些来自农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故事；《秦腔》（2008年）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古炉》（2011年）书写被迫卷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的一个村庄里的人和事；《带灯》（2013年）以樱镇综治办公室女主任为主角，写中国农村当下基层的现状；《老生》（2014年）描写发生在陕西南部山村的民间故事，写出了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极花》（2016年）通过写一个被拐卖到农村的妇女，展现农村的凋敝现状。未来时日，对于农村，我还将继续写下去。
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必然要关注现实的，不关注是不可能写出作品的。要真实地展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并进行真实的、准确的、全面的呈现，在呈现过程中不是调侃的、戏谑的，而应该投入巨大的感情来写，要把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才可能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
一直以来，我写作时不用电脑，都是用笔手写的。完成一部小说的创作，用坏上百支笔习以为常了。我觉得坚持手写很有意思，虽然慢了一点，但创作时笔和稿纸相融的灵感在。原来想过用电脑，但我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开始学电脑就要用拼音，但是学不会，就不用电脑了，现在写的作品仍旧请人用电脑打印出来。此外，我个人觉得手写能保留原稿，电脑写作就保留不了。实际上这个问题无所谓，哪个顺手就使用哪种方法。我也经常念叨，人一生写多少字是有定数的，用电脑写得快，写完就没啥写了；电脑手写板写出来的字，看起来难看一些，再说长时间用电脑，就不会写毛笔字了。这就好比以前人都吃手擀面，后来有了压面机，压面机又方便又快捷，省时省事，大家都说好，吃上一段时间机器压的面后，大家就不爱吃了，还是喜欢手擀面。
文学创作与影视创作是两码事，影视传播面比较广，有些作品本来影响不大，但通过影视传播，扩大了作品的影响面。对于影视，我没有精力，也没有涉足过。写作对我而言，就像是磁场强大的磁铁，一辈子专注地在写作上耕耘，也算是一件幸事。我的长篇小说，谁要改就改去。到目前，我的小说先后被改编了六七部，有的拍得好，有的拍得一般，还有的拍出来我都没有看到。
人一生做不成几件事，我唯一坚持的可能就是写作。到现在的年龄，觉得写作有一点随心所欲，尤其在长篇创作上，慢慢悟出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把自己想到的、思索的表达出来。文坛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名利场，淘汰率特别高，现在回顾当年和我一起在全国获奖的那些作家，大多数已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而我一直坚持写作。有时候觉得自己现在已是个老汉，却跟二十几岁的小伙儿一块写，有几次获奖时要我发表感言，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自己能和年轻人一块写，证明自己还能写，还没有落伍。写作于我，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我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首先应该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至于向外推广，就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了。《废都》之前，我的作品被翻译的较多，《废都》遭禁后，被翻译的作品少了，我只能“守株待兔”。我不懂外语，翻译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也说不清楚。
发表于 2016-4-20 15:26:01
发表于 2016-4-21 1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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