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是有味道和记忆的,就像小时候吃过的一些普通食物,因阿公阿嫲的那些过往而变得格外不同。一碗番薯饭,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主食,充满了三四代人的温暖印记。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珍贵的四代同堂的日子,曾听家里乡邻很多人夸奖阿公,说他是耕田的能手,撑起了一片天,种水稻、番薯、地豆、青菜等农作物。在那个饥荒交迫的年代,阿公阿嫲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足足养大了九个子女,不容易。阿爸是长子,由此,我便有了六个阿叔和两个姑姑。
在田乾,人丁兴旺是天地神佛的保佑,子孙满堂是一种福气。阿嫲在初一十五拜神,祈求神明,一年到头平安顺。阿嫲还时常保佑我们“吃到须白白”(长命百岁)。这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特别深刻。
说到吃,番薯饭也是陪伴我长大的美食,我喜欢番薯这种长得不大规则的薯类,一幅憨态,朴实无华,然而却润人心肠。阿妈站在大灶前,身下放着一口大鼎,把自家种的番薯洗净,左手轻托番薯,右手握菜刀熟练麻利的将番薯剁成一块块,番薯伴随着脆裂的声音变成不规则的块状悉数落入鼎里,发出沉闷的声响。
小时候的我很是喜欢看阿妈处置番薯的过程,这厨艺实在了不起,因为根本不需要用到刀板而又不伤及到手。然后,番薯与鼎里洁白的大米一起经大灶柴火的猛烈而催生出独特的味道,而我就会在一旁静静的等待开锅的那一瞬间。
经过近半个钟的守候,番薯的软糯香甜与米饭清新的谷香浑然一体,我便会迫不及待的拿起箸插一块番薯先解解馋,口腹之欲甚欢,但有时,也会被滚烫的番薯烫到哇哇叫,而与番薯一起煮过的米饭也特别好吃。
在以前,想吃到一碗番薯饭是一件奢侈的事,需要等待新年的到来,方能吃上米饭。平时的大鼎煮的不是米饭,更多的是在底层放刮下来的番薯皮用于作猪食,上面是成块的番薯,再上面放盘碗大多是一些“咸配”,一起用柴草炊熟。到了用餐时,年幼的通常在碗里盛两块番薯,端着跑门楼外玩耍,边一口一口的吃番薯,吃完又再回家盛多几块来吃。我记得阿公特别爱吃番薯,每次都会往碗里多盛几块来吃,又或许谈不上喜欢,只是它在阿公养家糊口的岁月中占据了太重要的份量。
番薯的吃法在旧时以炊熟为主,或佐以大米煮成番薯饭或番薯粥,通常是“一块番薯抬三粒米”(大米极少,番薯却太多);或在田园野外拾以柴草树枝甚至用经阳光暴晒过后的牛粪干作为燃料将其烤熟,经火煨烤过的番薯会比炊、煮的更香。
阿妈说。早些时,老一辈住在老厝的瓦屋内,当时照明用的是昏黄的火水灯,泥土黑漆漆的地面,灶前养一头猪,门楼堆放番薯等农作物与农具,一日三餐以番薯、青菜、咸“男女”、咸九蚶为主。而米饭和猪肉、公鸡肉那是过年才能够享用到的大餐。
“阿妈,那老鸡母哩?” 阿妈说,老鸡母要用来生蛋,一般不被宰杀。
那时,田乾是人民公社,没有现在的乡镇之说,农业社、生产队是个大组织,开展农业大生产。田乾墟在当时可谓热闹非凡,一到“投墟”日,北山、塔岭、龙溪、后沟、湖内等周边人家纷纷挑着篓,装着一些番署、地豆、青菜等农作物或鸡鹅鸭、柴草等来做买卖,来“投墟”的通常是老人或妇女,而壮丁要忙于耕作。
田乾墟位于后侧埔至现在的田乾大街一带,一到“一四七”的墟时,常常是人挤人,拥堵得不可开交,分、毫、角是当时交易流通的主流货币,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不大,厝边头尾和睦为邻,没有太多现代人的“计较”。现在,宰鸡鹅鸭已不是过大年才有,平时上鱼市购买已是家常,已不再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去挂念。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吃饭穿暖”是最大的满足,盼过大年在除夕夜穿上新衫裤,盼吃上香喷喷的番薯饭,盼吃上自家养了一年的家猪肉,盼吃上一年一次寨门外,公家池塘按人丁分配的鲫鱼……在吃饱排场之后,长辈们则与厝边一起清洗门楼小巷,而后与亲朋邻里促膝长谈;年幼的便于门外结伴嬉戏,“走不动”、“捉迷藏”等游戏伴随着欢笑声,回荡于静谧、灯火稀疏的田乾夜色之中。
大年的排场吃到年初三,便回归平常伙食了,以前的田乾人从除夕、年初一、年初二在这仅有的三天中暂可放下一年劳作的疲惫,稍作休息,欢欢喜喜过大年。而后又得开始准备新一年的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了。阿妈说着语气中都带着丝丝惋惜,想必那些食物的美好太过于短暂,而期盼与重逢又太长,但这就是田乾人在那个岁月绕不开的情结。
而爱吃番薯的阿公也已“回家”找阿姥多年,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阿公可能也没想到现在吃番薯的花样也更多了。只是番薯那种暖心窝的味道至今依然不变,但在我的骨子里却多了一种岁月无声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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