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的音乐人生

传说 · 发表于 2016-7-26 17:25:33

马思聪（1912.5.7－1987.5.20），广东海丰人。是中外闻名的音乐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曾以《思乡曲》牵动着无数海外赤子之心，

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这才得以维持9个儿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的戏剧之乡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随大哥来到法国学习音乐。1928年，16岁的马思聪以优异成绩，正式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提琴班，成为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考入这座高等学府的黄种人。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1929.2.7回国途中在台北小提琴演奏，被誉为“音乐神童”。1930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向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1932年初，马思聪回到中国，并同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1932年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直至1937年。

1937年秋，应聘为中山大学音乐教授、讲授音乐史、乐理和声学等课程。马思聪应聘国立中山大学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谱写了约20首抗战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其《自由的号角》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1940年，马思聪教授去了重庆，他创办一个国家级的中华交响乐团，任指挥，兼任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家，他在重庆指挥独奏过几十个场次，蜚声于大后方的中外爱乐者之间。

抗战期间

在马思聪眼里，音乐至上，人的官阶高低的划分在音乐面前没有意义。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曾邀请马思聪演奏小提琴。那时的人们还不了解小提琴演奏，以为像在剧院里看平剧一样随意，可以边聊天、吃着瓜子、边欣赏演出。当马先生看到台下的人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等着他的演奏时，他离场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非常着急，跑到后台劝马思聪去演出，说蒋先生在等着呢。但是马思聪就是不为所动。结果陈立夫不得不到蒋介石那里告知原委。蒋立即下令让大家停止吃东西和说话，安静下来，然后马先生才出来从容演奏。

1941年他飞到香港，用他的琴声和乐曲，征服了香港热情的听众。1946年他飞到上海，建立了上海音乐家协会。1946年11月，马思聪到上海，与乔冠华、龚澎会面。然后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执教。

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之初的马思聪。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的住所，以汉语拜访马思聪先生。大使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谢绝。数日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来到马家，递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纽顿）。纽顿说，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先生联系好了在美国工作的大学，聘请他当音乐教授，此次来访是请马思聪定时间，以便他去预订马思聪和全家人飞往美国的机票。纽顿的结局和司徒雷登一样，在被马思聪拒绝。

1949年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安排下，不愿去台湾的马思聪与金仲华、欧阳予倩等100多位“爱国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船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组顾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此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

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劫难，知识分子首当其冲。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一学生神色慌张地来到马思聪院长家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6月，马思聪受到大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马思聪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切似在恶梦之中。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吸血鬼〞马思聪。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马思聪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马思聪回忆说：“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在后面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在(中央音乐学员党委书记)赵枫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给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反穿羊皮袄，这也是红卫兵的创举。这是侮辱知识分子是‘披着羊皮的狼’。北京的8月，天气酷热，气温起码在摄氏38度以上。老专家身上披着羊皮袄，显然是一种酷刑和折磨。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小将们可以随心所欲第让马思聪等人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还被红卫兵用有钉子的鞋子踢倒，被强迫吃草，被逼着喝过痰盂水……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枫回忆说：“夏天，（造反派）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1985年2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回顾说：“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

适彼乐土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狗）洞口。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马夫人王慕理被迫钻进鸡舍躲避，还被红卫兵从鸡舍里搜出来进行批斗。在这种情况下，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王志理；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依托舅父王友刚(牙科医师)为生。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闻讯后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这年9月底，王慕理、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见马思聪一面。由于那时“黑帮”都不准回家，没有成功，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便匆匆回到广州。王慕理通过两个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便自告奋勇，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

1949年以后，中共以马思聪的《思乡曲》向台湾广播，争取民心，马思聪的《思乡曲》便走红起来。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1966年11月，马思聪以肝病复发为由，向看守人员请假，回家休息一周，获得批准。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4、5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1966年11月底，王慕理让马瑞雪“潜回”北京，在贾俊山的帮助下，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

马思聪在厨师贾俊山和其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最终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航行中，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眼下，他的惟一的财富就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16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九龙大屿山靠岸。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马思聪与亲戚商定：香港也并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国的九弟马思宏，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967年1月17日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南希（Nancy）小姐。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扁”？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消息。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去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那个中国人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表明他的文化修养不错。美国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一曲奏毕，这位美国人忽然用流利的汉语问：“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18日，一场关于马思聪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香港属英国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香港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按照港英当局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于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4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1月19日下午，马思聪全家再次乘坐美国领事馆的轿车，驶进启德机场。美国领事和马思聪一家4口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坐在了头等舱位，21日抵达美国。

赴美政治避难的第二年——一九六八年，马思聪夫妇应邀访问台湾。

人类音乐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马思聪列举所遭受的各种凌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这首“歌”的歌词有两段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966年8月，北京许多红卫兵从各自校门口逼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牛鬼蛇神队队歌》。谁要是唱不好，红卫兵立即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唱好这首歌为止。

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马思聪由于逃往美国，被当时的公安部定性为叛国投敌。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公安部将这个案子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即“002号专案组”，全面调查马思聪出走经过，株连亲友数十人。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的人间悲剧。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在他逃跑后被怀疑知情不报，警方抄家时发现失业又患脑瘤的马思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废报纸当草纸擦屁股，这还了得！“文革”期间的报纸，天天印着毛主席语录，经常还有毛泽东像，于是马思齐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夫妻双双被判管制，马思齐当时已70多岁，在监狱里干很重的活；大女儿马迪华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被抓后惨死于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死时30岁；第二个儿子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儿子马宇明判8年刑；唯一幸免的是长子马宇中，远在新疆阿拉尔建设兵团，处于“002号专案组”的视野之外，没有沾上用报纸擦屁股的“现行反革命”大罪。二哥马思武，原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的法语教授，被指协助马思聪“叛国投敌”，受到残酷批斗，于1968年7月11日跳楼自杀，终年63岁；跟他在中国住了30年的法国籍妻子其后离开中国，两年后1976年在法国忧郁而死；

马思聪的大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当时突然被隔离审讯，关在学校地下室，不许和任何人接触，天天写交代，一关就是一年多，而马逃离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后才知道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没有一个逃过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王恒尝了8年的牢狱之苦；三弟王友刚和妻子何琼均被判入狱5年。马之庸当年30多岁，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就是马思聪的家庭医生倪景山和家厨贾俊山亦被指协助马思聪逃亡，前者被判劳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后者被扣4年，弄至身体伤残，出狱后几年便身故。痛苦的亲身经历和血迹斑斑的亲友遭遇，马思聪对此无疑心存是恐惧，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他仍迟迟没有归国。文革后，中共又好言请马思聪回国。他回拒总书记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事实证明，马思聪看透了，清醒自持。后来连领导本人都自身难保，因同情呼唤民主的学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气病而亡。而跟马思聪一起逃亡的马思聪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心脏病发去世后，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间，她没有返回过大陆。

马思聪一生的作品，可谓创作颇丰：小提琴独奏曲16首；小提琴协奏曲2首；芭蕾舞剧2出；歌剧1出；钢琴曲7首；管弦乐7首；合唱曲2首；独唱曲2首。而他之所以能不间断的创作出这些音乐精品，与他在文革中能幸运的逃离大陆密不可分。流亡异乡美国之际，马思聪约每五年去台演游一次，在中华民国台湾，马思聪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真爱。

背井离乡无疑是痛苦的，然而音乐不朽，马思聪亦不朽矣。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异国辞世20年后骨灰归葬中国广州，同日《马思聪全集》在广州艺博院举行首发式。

这都是些中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国宝级的人物，然而他们惨遭迫害。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战争和杀戮，但一个国家，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的人数如此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像马思聪这样的音乐天才，在自己深爱的国家，受到自己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此凌辱，他选择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间作出的必然选择。如果当年马思聪没有逃亡或逃亡失败，他们一家的命运定是不堪设想。在文革疯狂岁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的人，不计其数，单是马思聪的音乐界同行，便有著名指挥家黎国荃、上海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1966年9月6日，杨嘉仁和夫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程卓如，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9月9日开煤气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主任沈知白（1968年自杀）、年仅30岁的青年著名女钢琴家、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顾圣婴（1969.1.31和她54岁的母亲、28岁的弟弟，留下三人签名的一纸遗书，开煤气全家自杀），和被公开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等。这些死难者没有统战价值，自然得不到像马思聪这般的风光厚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