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教师：为生儿子丢饭碗 送两个女儿做童养媳

时光机不见了

【编者按】：

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今天，回望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会有哪些新的思考？

本文讲述了三位乡镇教师的超生故事。教师作为公职人员，受到“一胎化”政策最严格的约束，超生这一选择，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到整个九十年代，是计生政策从收紧到调整的时期，也是执行最为严厉的时期。在这期间，普通人第一胎是女儿，隔四年可以生第二胎。公职人员却无论第一胎是男是女，只能生一个，这成了这个群体最大的尴尬和无奈——他们的工作调动不易，很难像一些人那样为了生育举家迁徙逃离本地，即使想尽各种办法冒险生下来，也可能轻则面临巨额罚款和行政处分，重则丢饭碗断送前途。

本文聚焦这一群体，讲述来自江西赣州市某县三个不同乡镇三位“超生教师”的故事，时间上横跨1980年代末至2000年初。

王老师：为生儿子，从中学教师变成木匠

王老师，今年62岁，家在本县G镇。1985年前他一直是中学教师，在任教的七八年时间里，曾创出至今为人称道的好成绩。但从1976年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他妻子连续又生了三个女儿，除了前面两个女儿，后面两个都是一生下来就“嫁”出去了，即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

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到了趋紧阶段。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政府将计划生育提上了工作日程，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也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制定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方针，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村生产实际、农民生育意愿严重脱节，造成政策贯彻执行阻力重重，恶性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为了完成计生目标，体制内又加强了执行力度。

恰逢此时，王老师的儿子出生了，直冲计生政策的风尖浪口。因为事先并没有想好要隐瞒或者偷生，计生人员很快找上门。没有经过太多动作，王老师便成了这项政策背景下最早丢掉公职的人和“反面典型”。

王老师一介书生，从前读书，后来教书，虽然出生在农村，长在艰苦年代，但也算是吃惯了轻闲饭的文化人，尽管清贫但也还体面。教师工作丢了之后，他曾非常失落和丧气，走路都低着头，上有老，下有小，三个孩子嗷嗷待哺。为了维持生计，他决定学一门手艺。思前想后发现做木匠还挺吃香，于是拜了一个木匠为师。由于有文化底子，学得快，一年时间就入了门，第二年做到一半就出师自己做了。

拿起斧头、锯子、刨子，打门窗、打棺材、打木桶橱柜、打梯子风车，王老师正式从一个吃公家饭的教书匠变成了吃“百家饭”的手艺人，流起了苦力人的臭汗水。好在大家因为认可他的手艺，又同情他的经历，都还是尊重他，没几年他就做出了名，生活条件很快走在了全村前列。

多年之后他谈起这段经历，说自己虽然日子苦，但心里却无怨无悔，因为“人比工作重要”。

儿子生出后，王老师视之为掌上珠心头肉，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管教得十分严格。除了用自己的所学去教授儿子之外，平常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甚至交什么朋友都会管控。如今儿子长大成人，为他生了两个孙儿，他每天帮忙带着第三代，生活也算美满幸福。而他送出去的那两个女儿，也重新和他建立了联系，虽然称不上亲近，但总算是有所往来。

刘老师：为超生装病流产又假装捡回的儿子

刘老师，是本县X乡的一位小学教师，今年56岁，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员工。1988年，他们刚结婚没多久便怀上了孩子，和许多人不一样的是：从怀第一胎开始，他们一早便做好了超生的打算，并为之做足了准备。

孩子在肚里八个月的时候，刘老师便让医院的亲戚帮忙开好了证明，证明自己得了重病，要告假休养。在得到批准之后，夫妻俩开始演戏，丈夫每隔几天带着妻子去医院的亲戚那里转一圈，开一些便宜的药，大包小包带回家，造成自己生病的假象。家里有人来了，她就躺在床上，或者装出无精打采的样子。

到了第九个月，丈夫也请了假。他们对外说刘老师的病越来越重，可能孩子都保不住了，打算去赣州市的大医院看病，实际却是去山里一个亲戚家中偷偷把孩子生了下来。生下孩子才一周多，她便将孩子留在亲戚家喂米糊糊，自己悄悄回到家中。之后对外宣称因为自己的病，孩子没保住，生下的是个死婴，还是个男孩，又假装悲伤了一阵。

过了三个月，刘老师的父亲让山里的亲戚把孩子放在箩筐里，弄好被子和小衣服，还放了些奶粉，再写一张纸条“孩子检查出有先天心脏病和肝炎，自己无力治疗，希望好心人收留”，然后挑了个镇上赶集的日子把箩筐往人来人往的桥头一放，假装遗弃孩子。

在那个时代，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女婴或先天残疾的婴儿被放在桥头，等着别人抱走收养。当这个孩子安静地躺在桥头的箩筐里酣睡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懒得瞥一眼，只有少数人会凑前仔细看。他们中有些即使会因为是个男孩而心生抱养的冲动，但一看到这个孩子有先天心脏病和肝炎，又都会担心是否捡了个麻烦而退缩。

而这时，刘老师的父亲早就在旁关注着。等人围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赶紧假装上前查看孩子的状况，然后放出话说“我女儿刚刚得病生出的儿子没了，刚好有个这么好看的男孩，有病又怎么样，我就不信养不好他，抱回去我女儿要就给她，不要就我养”。旁边的人劝他不要捡个“事包”（麻烦）回去，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他故意争了一番，便端起箩筐走了。之后，刘老师和父亲又演了一场戏，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不想要这个孩子，要养就老人自己养。从此，这个亲外甥就成为了老爷子“抱养”的娃，孩子跟着姓了刘，管他叫爷爷。

第一个儿子经过这样的“运作”之后，与刘老师撇开了关系，她又开始了第二胎的生育准备。当然这个过程她还得继续把身体“调养好”，继续去医院，继续找偏方，继续买药，继续禁口。不过，随着她的身体慢慢“好起来”，没半年就又怀上了，十个月之后，生下来又是个男孩。这样，她就名正言顺地避开了超生可能带来的所有风险，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夫妻俩的铁饭碗，甚至还得到了单位同事和领导的特殊照顾。

过了五六年，大儿子慢慢懂事了，夫妻二人偷偷将秘密告诉了他，一边想尽办法弥补“弃婴”名分为孩子带来的伤害，一边要求孩子对外保守这个秘密。孩子虽然不理解，但因为确实享受到外公外婆和亲生父母的极尽关爱，所以也没有太多怨言。之后又过了七八年，孩子上初中了，计划生育政策也逐渐变得温和，丈夫所在的单位也面临国企改制和职工下岗，刘老师便托了亲戚的关系请教育局领导吃了饭送了礼，说想把父亲收养的这个孩子要到自己名下来抚养。教育局领导一听这样的情况，心知肚明，但也没有深究追责。就这样，既避免了为超生担责，又终于让孩子回到了他们身边。

不过，对刘老师来说，始终有一种遗憾和愧疚——在大儿子童年的成长时期，自己无法给予更多的陪伴和照顾，造成了这些年来母子间一直有种无法消弭的生疏感，孩子更多时候并不愿意待在父母身边，一放假就喜欢往外公外婆家里跑。但总的来说，相比其他丢了工作或深受打击的“超生教师”来说，她感觉这些是值得的，自己也是幸运的。

黄宏、宋丹丹表演的著名小品《超生游击队》截图。

张老师：超生被抓后，耗费15年才恢复元气

张老师，本县D乡人，今年45岁。1995年第一胎生了女孩，虽然夫妻二人对女儿极为喜爱甚至是溺爱，但从生下她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一直在盘算什么时间、以什么方法再生个儿子。计生干部经常上门要求张老师的妻子进行结扎，他们便以身体不好不能做手术为由，上了个环就逃避了。

那些年正是他事业的上升期，经过多年煎熬刚刚从村小的教办主任升为校长，一篇教学论文又得了全国一等奖轰动一时，在书法、音乐、绘画方面他都才华横溢，一时间得到了县教育局领导的特别关注，准备将其列为特殊人才来培养。然而，这也正是他纠结为难之处。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生儿子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又很明白对于自己这样的乡村教师来说，一生中能够上升的机会并不会太多，一旦因为生儿子的事情影响，不但可能前途不保，甚至连工作也要丢。在那些左右为难的日子里，他变得焦虑，开始打听各种超生却能逃避处罚的方法。

1996年，大约是终于想清楚了，觉得可以豁出去搏一把了，张老师找了熟人偷偷给妻子取了环，并开始研究生男生女的秘方。到了1997年正月，妻子某个月例假没来，找了可靠的中医一把脉，知道终于怀上了。前面四个月没有显怀，妻子就一直住在家里，正常生活，正常砍柴种地。

到了第五个月，肚子慢慢隆起，担心被人发现，便搭了班车，去到七十里路外的岳父岳母家住。岳父岳母两口子住在山村里的半山腰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多，平时多加注意不到村子中心走动，一般不会被发现，而且即便发现，凭着大舅子是村支书，上下沟通一番也能暂时遮掩。

第八个月时，妻子肚子特别大。计生干部天天在村子里进进出出，抓人牵牛搞了不少动作，许多怀孕的妇女都躲了或逃了。大舅子觉得继续住家里不安全，自己迟早扛不住，于是，暗暗联系了三十里路之外的亲戚，他们住在深山老林中，周围没有几户人家。于是，找了个天还毛毛亮的早晨，张老师和大舅子，带着大包小包，一路走一路扶着孕妇，上山下岭，赶了三十多里石头小路终于到达亲戚家。这个亲戚是妻子的亲姑姑，为人特别热情，特别注重亲情，听说侄女要来，早早就收拾好了房间，准备好了生孩子要用的各种东西。安顿下来后，衣食住行更是照顾得无比细致。

十月期满，孩子顺利生下，母子平安，并且如愿以偿，是个男孩。因为没有电话，张老师等到孩子出生第三天才见上母子俩。接着，母子俩又继续住了三个月，等满了百日才接到娘家住下，一住又是半年。

当张老师带着妻子和新生的孩子回到自己家中时，他们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方法。首先他给孩子取了一个跟着妻子姓的名字，然后教孩子叫自己和妻子为“姑父”“姑姑”，对外称这是妻子哥哥的孩子，因为出外打工寄养在自己家里。

但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计生政策的执行已经到了最为严酷的程度。乡政府为了完成计生指标，也为了收取更多罚款，越来越鼓励人们举报揭发超生者，一旦核实，有些地方奖励一百元，有些地方奖励五百甚至一千。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告密者，他们一时间成为乡政府的耳目，有些人甚至以此为职业。他们可能是邻居，可能是眼红的亲戚，也可能是一个过路人……总之埋伏在四周，伺机而动。许多家庭因此破产，还有不少家庭不得不远走他乡。当然，一旦悲剧发生，告密者与超生家庭之间便会在其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势如水火，陷入无穷无尽的斗争。

尽管做了一切可能的掩饰，张老师还是没能逃过告密者的举报。他的一位邻居因为一些小事的争吵，一气之下去乡政府反映了情况。当晚，十多个计生人员就包围了房子。张老师无论如何解释，计生人员都不予理会，直接将家中的电视搬走，猪、牛牵走，然后掏出手铐就将张老师反手拷到乡政府。第二天，县教育局得知情况，准备立刻进行处罚，并且有人传出话可能要撤职开除。张老师有亲戚是国企的小领导，各方面都认识，一听到消息，马上四处走动疏通。最后，第三天才将其放出，出来时他的手腕已经红肿，人瘦了一圈。

第四天，处罚方案出来，乡政府要罚款一万五，教育局则要他继续回去教学，但必须停薪两年，第三年到第五年只能每月给五百元工资。这意味着他要在承担相当于现在十万元巨额的罚款之后，连续四年正常工作但不拿或少拿工资。原本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家庭，瞬间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潭。

张老师回忆起那些年，说一开始自己身上连抽烟的钱都没了，孩子也经常生病，每年都要花费几千甚至上万的医药费，亲戚朋友的钱都借了个遍，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了。再往后偶尔去打牌，因为牌技好，时常能赢上一两百，便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牌桌上，也幸亏有牌运，那些年，好时一月能赢个一两千，差时也有烟钱。就是如此才勉强撑过来。但在此期间，却和妻子的感情出了问题，两人一见面就吵架，闹离婚，整个家庭几乎崩塌，一直到2015年才恢复正常。而经济上伤了元气后，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弥补，让妻子出去打工，女儿也早早出来工作，自己在老家则拿起锄头从种菜到种西瓜到养殖，到现在用业余时间跑保险业务，经过十多年努力，才算慢慢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