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10万+可等同于学术论文”,是对浙大新规(《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的常见概括,也是一些人不满的原因所在:浙大开创了一个“刷流量”评职称的新时代,研究学术要耐得住寂寞,要沉下心来做学问,追求10万+是媚俗,会让高校变得浮躁。
这种观点就太过迂腐了。对于学者是否应该在公共媒体上多发声,中外学界早有共识——应该。这不仅是因知识分子应该胸怀天下,传播真理,还因为科学研究有时是很“奢侈”的——“花纳税人的钱,满足自己的兴趣”,从这个角度看,学者更有义务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
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介绍,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知识分子们也意识到自己离民众太远了,应该更深入地参与到公共生活当中去。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在呼吁:逐渐探索一种将公共媒体上的发表、公共事务的参与纳入学术界考评体系的方式。
英国脱欧这一黑天鹅事件,让很多学者更主动的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学者如何能更好的影响公众?当然是通过网络。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网络传播的时效性更强,大批的学者和科研机构也更愿意通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方式首发和传播学术思想。很多网络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远远超过核心期刊。
不过,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其他形式的科普,都需要学者们花时间完成,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网络作品算成学术成就,是对学者参与公共事务的“合理补偿”和鼓励,这也是浙大新规的意义所在。
以美国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为例,他不仅拥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还出版过大量的科普作品,他主持的《宇宙》系列电视节目曾在全世界引起热烈反响,著作《伊甸园的飞龙》还曾荣誉普利策奖。
然而,卡尔·萨根却受到了科学同行明里暗里的排挤和耻笑,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机遇:20世纪60年代,他没能得到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90年代,他申请美国科学院院士又被拒之门外,排挤他的理由也看似很“合理”,“他花在科普上的时间比研究还多”。
日益增长的公众知名度,却让科学家本人在学术圈内被孤立的现象,还有了一个名字——“萨根效应”。
当然,我们可以在事后为愿意做科普的学者一些荣誉(卡尔·萨根逝世后,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设立了“卡尔·萨根奖”以示纪念),但这些“敢为不易之事”,且让公众获益的学者,难道不应在生前就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吗?
但回到现实,浙大新规也确有不少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