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深深地敬仰那一个时代的海陆丰英雄,是他们的初心成就我们新时代的幸福!在那个特殊的危险时期,香港屡出叛徒败类,党组织屡受破坏,他们仍然不屈不挠,牢记使命,以血肉之躯坚决悍卫中国共产党的庄严,在两广树起不倒的红旗……
1931年1月至1934年9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港英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勾结,达成了粤港侦破引渡协议,多次破获设在香港的省委领导机关。由于当时省委组织不严密、保密机制缺失、政治导向多变和部分领导人工作能力软弱等原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捕后丧失信念,出卖同志,造成许多革命者被捕或惨遭杀害的严重后果。 期间,一批在香港工作的海丰籍精英人物几乎蒙难,其中有林道文、陈舜仪、张家骥、陈允才、刘高、蔡俊、林德隆等领导者被引渡出去。在这艰难时刻,他们面对敌人威胁利诱和残酷摧残,不出卖、不妥协、不投降,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殷切情怀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其革命精神殊为崇高。 大革命失败后,党团组织在省內难以立足,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开展活动,把香港作为保存实力、沟通上下关系和联络海内外的秘密阵地。 早期,广东省委及两广省委曾分别于1927年8月至1927年10月和1930年8月至1931年2月隶属上层的中共南方局。其下层组织曾经包括广西地委(特委)、越南特委、香港市委、广州市委(特支)、五邑地委(江门市委)、西江特委、北江特委、南路特委、琼崖特委、海陆惠紫特委、潮梅特委、东江特委等。 后期,由是遭难严重,省委领导人共有10人12次的轮换更迭,组织机构经历了广东省委(1927年8月至1931年2月)、两广省委(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两广工委(1932年9月至1934年3月)、香港工委(1934年3月至1934年9月)、南方临时工委(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几个变化阶段,下层组织亦渐为减少,弥久坚强。 1931年1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秘书莫淑葆及妇女委员江惠芳被捕叛变。14日至18日,广东省委机关10处被破获,卢永炽(省委书记,又名卢德光,后来叛变)、林道文(海丰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及妻子杨梅芳、陈舜仪(海丰人,省委候补常委、农委书记兼组织部副部长,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及妻子周淑琴、杨剑英(省委军委书记)、张家骥(海丰人,香港市委书记)、杜生(西江巡视员)、香港市委秘书陈仕民(海丰人,又名陈汉英,化名陈莺,原任惠阳县委宣传委员,经来港汇报工作的北江特委书记彭承伦等人营救,被逐出境)、周洪(香港工人代表会负责人)、罗琼(省委会计)、林瑞(交通员)、曾统(油印科)、李一鸣(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潘南金(海丰人,油印科,广州牺牲) 、顾邦(油印科)、陈明恕、陈德兴等52人被捕。后又捕去莫琼兰、莫和勋等70余人, 其中有90多人被引渡广州,关押南石头监狱。
3月,由李富春(化名大盛)、杨捷芳(后来卷款逃跑)、章汉夫(原名谢启泰,又名史东)、徐德、邓拔奇等人组成中共两广省委,李富春为书记。5月,李富春调中央工作,由蔡和森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蔡和森被捕,章汉夫代理书记。12月,章汉夫被捕,中央巡视员陆更夫代理书记,并兼任宣传、军委工作,常委潘洪波负责组织兼任秘书长。后由王兰英(女)任秘书长,廖亦通(又廖多汶)负责职工部。 193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两广省委常委兼香港特派员廖亦通(又名廖卓凡)被捕叛变。16日,省委在不知情之下仍召开常委会,因之与会人员被港英政治侦探部围捕,省委机关遭到重大损失。中央巡视员翁定川(又名翁泽生,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省委书记陆更夫、省委秘书长王兰英(化名王文灿)、妇委佘一梦(化名吴书玉)、省委委员宣传部秘书黎君湘(化名黄俊元)、广州特支书记杨泓章(化名杨子海,特支受破坏后到达香港)、省委巡视员兼广西郁江特委书记詹行祥(后叛变)等16人被捕。这时,省委常委潘洪波在北江巡视工作。8月,廖亦通带侦探抓获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蔡俊(海丰人)。 破坏事件发生后,正在广东巡视工作的团中央巡视员唐洵(又名唐有德、王洪寻,四川岳池人,曾经留学苏联)负责处理危机。不久,他与回到香港的潘洪波组成工作委员会,重建省委。 这个时期,经济与交通困难重重,工作人员随时身处危险。3月,潘洪波往沪向中央汇报工作现状。5月,唐洵给中央写信,提出尽快安排潘洪波回来工作及需要增加另外人员充实党团省委的请求。同月,从押解船上逃脱的巡视员翁定川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安排做下级党部工作的、能说广东话的干部到两广去”。 在这过程中,熟悉广东情况,历练锤炼的海陆丰干部成为危局挑重任的首选才干。然而,上调的干部谁都明白:凶多吉少。4月中旬,两广省委调东江特委常委兼团东江特委书记彭承泽(海丰人)任两广省委书记。接到调令后,承泽于6月7日启程赴香港,不幸在途中遇敌牺牲。省委组织又成问题。
▲大南山卫生院旧址,承泽启程香港赴任途中曾经过此地 然而,在这关节眼上唐洵与潘洪波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合。7月10日,唐洵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潘洪波和德星“从中央回来后一切工作还是没有任何的布置。”并报告了“承泽同志出发到省委在途中被敌人二百名包围而牺牲”的消息。 8月27日,中共两广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潘洪波任书记,原中共惠阳县委书记陈允才(海丰人,又名陈木)任组织部长、原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徐国声(海丰人)任宣传部长,组织干事陈均华参加常委会,钟鼎为军委书记。 9月20日,在潘洪波主持下,党团两广工委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唐洵同志错误”的决议。批评唐洵存在“英雄主义、先锋主义,完全没有按中央巡视员条例工作”。 会后,唐洵下放共青团香港市委工作,后调回团中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个多月后,潘洪波被捕,瞬时叛变,给两广省委带来致命的灾难。
▲海丰县烈士陵园,全国重点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2年12月12日,潘洪波被捕叛变,党、团两广工委和香港市委机关又一次受挫,中共两广工委组织部长陈允才(化名林冲,牺牲广州)及妻子高英(又名高天梅)、工委常委陈均华(化名陈六,牺牲广州)及妻子宋伍(牺牲广州),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陈斐琴(又名陈飞凤,化名刘云山,绰号高佬陈,后被营救出狱)、共青团两广工委代理书记刘来(海丰人,原名刘志远,化名刘辉,抗战时出狱)、共青团两广工委宣传部长兼香港市委书记容敬良(后被营救出狱,牺牲厦门),共青团两广工委秘书陈友梅(又名陈乃石,化名陈钦文,抗战时出狱),当时到香港向中共两广工委汇报工作的刘高(海丰人,又名刘青山,化名叶青,中共惠阳县委书记,牺牲广州)及马泗智(海丰人,牺牲广州)、林财(海丰人,牺牲广州)、马水(海丰人,牺牲广州)、陈金(海丰人,牺牲广州)、林蓉(徐国声妻子,后来出狱)、廖曼光(又名廖宣)、赵学华、卢义生、王爱民等20多人被捕。 1933年1月,共青团两广工委负责人赵任英和中共香港市委联络人林德隆(海丰人)组织了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此时,两广临时工委和上下党组织的联系中断。 4月中旬,海陆惠紫县委书记周大林和东江军委经理处长陈云山到香港找两广工委汇报工作,因无法联系而返回。途中他俩探明中共东江特委在龟山湾受敌包围、苏维埃主席陈魁亚牺牲的消息,不得不往厦门,写信给福建省委,希望寻找中央报告情况。 为了恢复联系,两广临时工委先后派出赵任英、陈更生、李大章等人到上海及中央苏区。不久,赵任英失踪,两广临时工委只剩下林德隆独撑局面。4月下旬,经林德隆联络,组成新的中共两广临时工委,共青团省委负责人陈应同(绰号矮子陈)任书记,蔡步墀(又名蔡和平)组织委员, 林德隆宣传委员,成员还有共青团两广工委组织部长王振(海丰人)、巫坤、“老周” 等。 临委工作开始后又被破获,陈应同、王振(后来病逝广州南石头监狱)被捕。巫坤前往中央汇报工作。临委暂由林德隆和林超(油印科负责人)负责运作,地下活动十分困难。此时,部分人看到香港工作险象横生,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回到内地“自新” 。 年底,两广临时工委几经辗转打通了上下联系,重新开展工作。193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派钟仲衡到香港,主持中共两广临时工委会议,指定共青团惠阳县委书记郑怀昌任工委书记,黄昌、林德隆负责组织,陈光(陈华,原名吴敬业)、林景春负责宣传。随后,派林德隆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 1934年3月中旬,巫坤、林德隆从中央回到香港。21日,两广临时工委召开会议,巫坤、林德隆传达了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及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意见,中共两广临时工委改组为香港工作委员会,以林德隆为书记,巫坤任组织部长,陈光任宣传部长,并调黄昌、林景春、郑怀昌等人到中央学习。 8月,中共香港工委进行改组,由中央返回的郑怀昌任书记,胡森任组织部长,林德隆和陈光分任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
1934年9月,蔡步墀被捕叛变,工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工委书记郑怀昌、林德隆及杨素琴(海丰人,杨望胞妹,后来与林德隆结婚)、香港地下交通员杨华(海丰人,彭湃弟媳)、李临飞、谢柱、孙四等党员被捕。 在审讯时,宪警押郑怀昌去和杨华对质,郑怀昌十分机智地抢先一步说:“这是我的房东,我在她家搭膳,每月交15元伙食费”,这句话提醒了杨华,使杨华身份没有暴露。11月下旬,郑怀昌被转押广州,不久就惨遭杀害,年仅21岁。 后来,经过党组织请律师周旋,林德隆、杨素琴、杨华等人被驱逐上海。至此,在香港的党团组织被完全破坏,党员分散隐蔽,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斗争。
陈舜仪(1903—1931),海丰县城下围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海丰县委书记、海陆惠紫特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农委书记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1月因省委秘书莫淑葆叛变,他与妻子周淑琴在香港被捕,旋引渡广州,惨遭非人折磨。3月29日,他夫妻慷慨赴难,英勇就义。其时,他年仅28岁。
林道文(1904—1931),海丰县名园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海陆丰地委委员、潮梅特委书记、东江特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1931年1月因莫淑葆叛变,他与妻子杨梅芳在香港被捕,旋引渡广州。后被押解海丰,敌人引以高官利禄被拒,只好把他押回广州。6月,道文遇害。妻子杨梅芳原被驱逐出境,因不死心而再回香港继续工作,又被逮捕,引渡广州杀害。道文牺牲时,年仅27岁。
张家骥(1903—1931),海丰县青坑东都村人。曾任中共陆丰县委常委、揭阳县委书记、大埔县委书记、东江特委委员、香港市委书记等职。1931年1月,其与50余名干部被捕,不久被引渡广州,历经酷刑而不屈,被杀害于南石头监狱。另一说法,在转押监狱时,在党组织安排下,海陆丰武林高手“三脚虎”刘仕忠把他抢救出来,再被党组织派往广西、湖南工作,后来在上海再度被捕,壮烈牺牲。
彭承泽(1906—1932),又名彭熙,海丰县城桥东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开始在大南山工作,历任共青团东江特委书记、中共东江特委委员、特委常委等职。1932年3月,省委机关被破获后,4月,两广临时工委调承泽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7日启程赴港,遗憾是交通员8、9号才赶到东江特委接人,两人擦肩而过。6月17日,他滞留于普宁县林惠山楼仔寨,遭遇反动派派兵200余人包围,激战中惨遭戮头,壮烈牺牲。1932年6月25日《东江红旗》,整版刊文《追悼我们的死者彭承泽》,给予了他高度评价,纪念并形容“在革命队伍里牺牲了一位能坚决领导党与广大群众作残酷斗争的革命领袖,的确是革命的大损失,要使我们 痛心不已者!” 其时,他年仅26岁。
蔡 俊(1910—1932),海丰县捷胜蔡厝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陆丰县委组织部长、陆丰县委书记、东江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1月,香港党团机关被破坏后,调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主持重建共青团组织。同年秋,偕妻子王碧(王淑芳)往大南山巡视工作,返港后有人告状他不参与反AB团而被处分,他忍辱负重,坚持工作。1932年秋,廖亦通叛变,其被出卖逮捕。当时,蔡俊已有身孕的妻子去探狱,看到他受尽刑后的惨状十分伤心。他安慰地说:“你要坚强,要保护住肚里小生命,留下革命种子,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不久,他被引渡上海转广州。11月2日,英勇就义,年仅22岁。
彭承伦(1897—1932),原名彭叙,海丰县城桥东人。其胞妹彭惠贞亦为烈士。承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紫金县县委书记、曲江县委书记、北江特委书记、广东省委巡视员等职。1931年春天在香港,承伦参与营救省委陈舜仪等人的行动,他坚定地认为:"党内越是困难,越要有人坚持下来。"1932年6月,承伦留任省委巡视员,他回曲江移交北江特委工作时被叛徒俞俞认出,被捕牺牲,时年35岁。
陈允才(1901—1933),又名陈亚木,海丰县城南门新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赤石区委书记、紫金县委书记、陆丰县委书记、惠阳县委书记。1932年8月,调任中共两广工委组织部长。12月,因潘洪波叛变出卖而被捕。1933年2月,他被解送广州“特别侦缉部” ,被关押重刑监房,受尽酷刑而心无旁骛。 9月9日下午三时许,他嘴上被卡上木头,双脚拖着沉重的镣铐,无所畏惧地与另外8名共产党员走上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2岁。 刘 高(1904—1933),又名叶青,刘青山,海丰县鹅埠杨安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惠阳县淡水区委书记、惠阳县委书记等职。1932年12月,刘高到香港向中共两广工委汇报工作,因潘洪波叛变,其被出卖逮捕,引渡广州后囚于南石头监狱。狱中,刘高面对酷刑折磨,从不叫苦呻吟。在审讯时,一名法官问他:”你是一个读书人,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刘高斩钉截铁地说”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建立新中国!”1933年9月9日,他与陈允才、陈均华、宋伍、林财、马水、陈金等8位志士共赴大义,年仅29岁。
林德隆(1908—1967),海丰县城北门人。1926年参加共青团工作,后转中国共产党员。1928年参加东江大暴动。1929年冬调任中共香港市委工作。1933年春任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临委工作开始后又被破获,在这个严重时刻,他表现坚定,积极联系属下党组织和中央线索,且通过关系冒险入狱探问陈允才,说明省委被破坏的情形及被捕同志的表现,后赴中央汇报工作。1934年3月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 9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经组织营救押解上海,刚接上关系,又被捕入狱。1936年出狱后在上海做工谋生。1955年回到海丰县,被安排在广播站工作。 1931年至1935年之间,这批经受过海陆丰革命圣火锤炼、在香港从事革命工作被捕的优秀儿女,无一叛变投敌和出卖同志,他们大多数英勇牺牲,仅有林德隆、陈仕民、刘志远等少数人后来被营救出来。
▲海丰母亲河之龙津河,彭湃《诗》:龙津水浅借潜龙,愿消天下苍生苦...... 回眸这些共产党人的求索之路,沿途洒满艰辛的汗水和牺牲的血雨。他们面向马克思主义的明灯,初心不改,孜孜不倦,其前赴后继的英雄气慨和追求信仰的坚定信念,是我们践行新时代担当精神的引领动力! 1、1932年3月24日,《中共两广省委组织部给中央的报告》;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2、1932年4月30日,《洪波致中央的报告(第一号)》;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3、193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巡视员定川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4、1932年6月25日,《追掉我们的死者彭承泽》原载《东江红旗》 第27期;中央档案馆 广东报刊资料选辑。 5、1932年7月10日,《阿唐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6、1932年9月29日,《中共两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7、2006年9月,《彭湃和他的战友》;中共党史出版社。 8、1983年6月28日,陈仕民《回忆中共广东省委香港市委1931年在香港被破获的一些情况》;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9、1984年3月18日,刘志远《南石头监狱斗争回忆录》。 10、1984年5月26日,王淑芳《忆蔡俊同志》。 11、1993年8月3日,《广东党史研究文集 第2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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