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坑文化——见证南中国史前文明
吕业群 钟训成 陆海声
“沙坑文化”遗址的发现,与意大利神甫麦兆良息息相关。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上世纪20、30年代,他从意大利经香港岛到汕尾地区传教,并认识了汕尾耶稣教会的考古学家尼乐·芬戴礼神甫。 1 934 年,芬戴礼从香港来到汕尾。在传教活动中,他发现埔上墩遗址的出土文物,与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相类似。在历时三个月的考古活动中,芬戴礼收获和收购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片,将其带到香港,并发表了有关这次考古发现的13篇论文,从而推翻了“南中国没有新石器文化 ”的历史定论。这个时候的麦兆良仅是芬戴礼的助手。1 936年, 芬戴礼在香港去世后, 麦兆良接手他的考古工作 , 并连续十年锲而不舍致力于汕尾史前文化的考究工作。因麦兆良是语言学家,很快便会说汕尾话, 十分易于同当地入交流沟通。故他收集的文物极其丰言。他将收集起来的1万余件文物, 全部存放在当时他任职的汕尾天主教堂神甫房。这批文物中,有沙坑北遗址的彩绘圈足盘和敞口罐、东坑南(沙坑东)遗址出土的流带把 壶、沙角尾遗址出土的矮图足陶罐及大景的石器、陶器、陶碎片等。 根据麦兆良神甫粤东考古发现 , 沙坑古人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沙坑北、坑南、沙坑中、沙坑东四个地方。其中沙坑北遗址是唯—的—个具有新石早期文化遗存的史前遗址 , 且产量丰富。出土的众多石器中 , — 种双凸面石斧更是粤东地区最古老的磨光石器。 1946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社会动荡不宁。于是,麦兆良将他收藏的沙坑文化遗址出土的6000多件文物及考古手记、笔记资抖带往香港。他根据考古发现收集的实物,通过鉴定和反复比较、推断,将各个纵横层面的状况,撰写了多篇论文。最初,发表了《海丰考古收获》 ( 1 938年香港《自然科学杂志》),同年春在新加坡举行的 “第三届远东史前史学家会议”上,又发表了题为《 南中国考古收获的几个要点〉的重要论文, 1952年,他又在《 远东学授 〉上发表了《 南中国考古》的重要论文。提出了汕尾新石器时期的 “沙坑文化”等考古文化名称,并将汕尾新石器时期定为以 “沙坑文化” “沙角尾文化”为代表的文化时期。麦兆良还曾将沙坑南和东坑南遗址出工的有机物, 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碳— 14的年代测定。1953年,在他去世六个月后,其化验投告才送达。沙坑南遗址贝壳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1050年(差距100)东坑南遗址木炭标本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1175年(差距400年 )。这是广东古遗址中最早使用碳—1 4测定的年代。 麦兆良将“沙坑文化” 推向世界, 为世界发现了 “沙坑文化”,并弄清其起源、走向、沿革、特点等。令原被认为“史前文化空白”的南中国的史前文明,在世界考古史上占一席之地。国内外考古学家们也因此开始关注“沙坑文化”。 1942年,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杨成志( 汕尾盐町头人)曾在汕尾埔上墩 、 捷胜—带海滩进行一系列的考古研究工作,采集到千余件石器、陶片,运回坪山石原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作为南方考古教材标本,培育了一批考古人才。 与此同时,曾参加过山西侯马东周墓葬群发掘和考察的顾铁符先生,于建国前也曾到过捷胜等古遗址进行考古研究工作,并发表了《海丰先民遗址探险记》。 直至1983年到1984年期间, 海丰县文物善查队重新对各个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一批典型的文物,进行了必要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实物资料(均存放于海丰县博物馆)。 2003年7月,广东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带队到捷胜镇沙坑文化遗址考察,对沙坑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石器、陶器做了鉴定,认为“沙坑文化” 距今至少50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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