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基层干部行为上不愿作为

劳工时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保持了长达40余年的高速增长态势, 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与美国的规模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势头, 与我国中央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选择给地方政府予以财政激励的模式是分不开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属于‘激励型’模式, 即在确保满足中央政府的财政需要前提下激励地方政府创造收入满足自身的财政需求”，而地方政府企业化成为这一激励模式的必然选择, 其结果是包括乡镇干部在内的广大地方干部的行为积极性也被空前调动起来。

但是,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逐渐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的转变, 中央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采用了多年的激励型增长模式正不断被淘汰, GDP不再是唯一的考核地方官员的核心指标,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地方政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能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指标在地方官员考核中的权重不断加大, 地方干部面临的考核压力不断增大。

与单纯地在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地方政府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增加固定资金投资力度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同,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地方政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能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工作难度更大, 需要包括乡镇干部在内的地方官员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时间, 但在工作成效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承担的风险也更多。

而且, 在针对地方的各项考核任务面前, 乡镇干部都是负责具体落实这些政策的人员, 他们面临的考核压力较之于上级干部更大。工作难度的增加和考核压力的增多, 加上工作业绩取得的不确定性增大, 使得乡镇干部的行为空间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维持现状和消极不作为成为乡镇干部在行为上的理性选择。

有学者通过调研后发现, “相比于省、市、县三级机关干部, 乡镇基层干部存在着普遍的工作倦怠, 部分乡镇干部工作倦怠情况比较显著。其工作热情度、工作成就感及工作压力的承受能力测评均明显低于县直部门干部。”

这种情况，在汕尾基层，还是存在这样的干部。亟待通过教育、学习和制度改革，加以改变。

15441

别想太多，在这地区生存的第一条法则就是别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