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河柳子 于 2022-2-24 11:30 编辑
汕尾市城区沙坑文化—— 改写“南中国无石器”论断
一提到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然而,在汕尾市城区捷胜镇的沙坑古遗址,也记载着一段历史非常悠久、与仰韶文化同时期的华夏民族文明印记。 汕尾市城区捷胜镇,作为兼具6000年史前文化史与600年建城史的“大雅乡”,其地域内存在着这些远近闻名的古遗迹。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沙坑北文化”的沙坑北遗址、东坑中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三角尾文化”的三角尾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菝子园文化”的沙坑南遗址、东坑南遗址、牛肚一遗址、牛肚二遗址,青铜器时代“宝楼文化”的东坑北遗址、沙坑中遗址,以及唐宋时期的部分村落遗址。 在沙坑文化发掘之前,国际学界始终坚持“南中国无石器”的论断。直至沙坑遗址群中聚落古遗址古窑址、沙坑北遗址中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陶器、石器、骨器、青铜器、玉器等文物的出土,才打破了这一论断,让沙坑文化被公认为与仰韶文化同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际考古组织、外籍汕尾传教士多次到沙坑一带进行考察。1934年,经香港到汕尾的爱尔兰籍考古学家、神父芬戴礼与意大利籍神父麦兆良,发现当地出土的文物陶片,与香港南丫岛出土的相类似,自此二人携手在捷胜展开了一场考古行动,发现颇丰。芬戴礼于1936年去世后,麦兆良便独自进行考古调查,连续十几年锲而不舍致力于包括捷胜在内的粤东史前文化研究工作。
芬戴礼、麦兆良神父对沙坑遗址的考古调查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引路和帮助,图为两位神父与村民的合影。
麦兆良极具语言天赋,在汕尾居住一段时间后便学会讲汕尾话,易于同当地人交流沟通,故他收集的文物极其丰富。这批文物中,有沙坑北遗址的彩绘圈足盘和敞口罐、东坑南遗址出土的流带把壶、沙角尾遗址出土的矮图足陶罐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碎片等。在此期间,麦兆良连续发表考古研究文章,他把沙坑北、沙坑南、东坑南、沙角尾等地的考古发现,以“沙坑文化”这一概念首次见之于科学论著,至此,沙坑文化遗址概念正式建立。
麦兆良神父常常与助手一起游走在乡村中,他身穿黑色道袍,满腮的黑胡子,头戴一顶黑帽,样子特别显眼。
1942年,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杨承志为抢救汕尾史前文物,来到捷胜沿海进行考古研究。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学家顾颉符也来到捷胜、遮浪考古。据他们的考证,沙坑出土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和纹饰,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特征,证明这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从而推翻了西方关于“南中国没有新石器文化”的历史定论。同年,杨成志与麦兆良交涉,在文物中挑选了8大箱运送往中山大学去,可惜受战乱影响,大部分在途中丢失,只有一部分成功运抵中山大学。麦兆良则将剩余文物带到香港,如今仍保存在香港历史博物馆。
麦兆良在沙坑北发现的有彩绘及刻划波浪纹、镂孔等装饰的圈足陶盘,他认为,有圈足的供奉盘是祭祀之用具。
在诸多国际学术会议和文章中,麦兆良认为沙坑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新石器时代最早到达汕尾的文化,从这里也可以追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的起源。 2003年,时任广东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邱立诚教授率团队到捷胜考察,对沙坑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作鉴定,确认沙坑文化可以上溯至5000多年至6000年前。2018年,汕尾市城区文体局、捷胜镇人民政府邀请邱立诚再次来沙坑遗址群考古,提出了保护意见,并组织了部分考古调查工作。
东坑南出土的带把壶,其直径大约是15厘米。现藏于香港文化博物馆。
2019年,捷胜镇人民政府将空置的沙坑小学原校舍改造升级,向民间征集相关展品,建成沙坑文化博物馆。 2021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唐际根到沙坑古遗址考察,经梳理出土文物标本之后,唐际根指出,捷胜是最早发现距今 6000—7000年前华南沿海史前文物的地方,沙坑南遗址或为晚商—西周时期 (距今3300—2800年间)我国南部沿海的一处“区域中心聚落”,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沙坑南的文物标本中,折沿绳纹釜数量极大,或反映3000年前捷胜一带的本土文化已经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对于理解我国古文化“多元一体”具有重要意义。唐际根还指出,捷胜的古遗址还反映出当地“居民点”有由高向低搬移的现象,例如沙坑北地势相对较高,而沙坑南相对较低,这对于研究我国南部沿海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信息。
为了更好地定义和发掘“沙坑文化遗址”,梳理整个岭南地区文化基因图谱,接续南中国史前文明史链条,在城区人民政府和捷胜镇政府的组织下,2022年1月初,唐际根教授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开展沙坑古遗址全域考古调查。 来源:南方日报、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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