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行贿人，提升反腐综合效能

美云

受贿与行贿属于对合犯罪，两者本来“缺一”不可，刑法中也很早明确行贿罪名，规定了相应的入罪标准、量刑幅度，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往往是受贿查得多、行贿查得少。一些被公开的职务犯罪案件，只见受贿者落马，未见行贿者追究。为何行贿查处不尽如人意?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举报偏少。行贿人与受贿人均为受益者，都不愿打破“利益联盟”。行贿犯罪很少关联大众利益，人们没有动力查证和举报。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多是查办案件时“拔出萝卜带出泥”。

二是方式隐蔽。“办事时候不送礼，送礼时候不办事”，种种隐蔽的新型行贿方式，不利于发现和查处。

三是理念偏移。个别司法人员“重查处受贿、轻查处行贿”，惯性思维“受贿有罪，行贿罪轻甚至不受追究”，而为方便查处收受贿赂案件，往往需要争取行贿人“反水”，多依据立法特别出罪条款和从宽处罚条款“从轻论处”。

这种“轻拿轻放”的情况，并不利于反腐大局。行贿诱导受贿，受贿刺激行贿。如果只注重查处受贿问题“一端”，对行贿者“视而不见”、“网开一面”，让违法者轻易逃过法律制裁，免于受到惩戒。腐败“根源”未除，且会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反腐就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格局，形成露头就打、动辄得咎的积极态势，不然只会沦一句空谈。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乏受贿者被查处，行贿者不予追究，后又继续拖人下水的案例。只有将行贿纳入法律严惩的范围，才能补齐反腐链条，打造全域覆盖、严丝合缝的反腐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