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進士姚恭之仕宦及其生卒年新探

外廬生。 · 发表于 2022-5-6 2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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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進士姚恭之仕宦及其生卒年新探

香港　黃山

2021年12月定稿

　　姚恭，字心翼，號允之，廣東海豐人，祖籍福建連城，是明朝天啟二年壬戌科進士，入清後官至山西潞安兵備道。目前關於姚恭的研究，有吳福欽《海陸豐科舉功名錄》[1]、〈海豐姚氏人文歷史初探〉[2]、葉良方及張裕斌〈姚恭、姚敬事略〉[3]、姚恩健（筆名楊柳岸）〈明天啟二年進士姚恭祖籍考〉[4]等。不過在姚恭的仕宦經歷方面，卻依然存在着較大的分歧，分別有吳氏主張的殉國說及葉、張二氏主張的隨洪承疇降清說。究其因由，皆因乾隆《海豐縣志．姚恭傳》對其晚景語焉未詳所致。筆者將嘗試藉着正史實錄、存世的明清檔案、科舉錄、方志及譜牒等，對姚恭的仕歷作出訂補。

一、《履歷》中的搢紳記錄

　　在現存的科舉錄中，與姚恭科年相關的有《天啟二年會試錄》、《天啟壬戌科進士同年序齒錄》及《天啟二年壬戌科進士履歷》。雖然葉、張二氏曾利用了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的「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及「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對姚恭仕歷作了不少補充，但《履歷》在這方面又為我們提供了一份更為完整的記錄。馬鏞指出這類「同年齒錄以其履歷內容的詳細豐富，優於登科錄；以其重訂本內容的修訂增加，勝過硃卷履歷」[5]。《履歷》所載姚恭的搢紳履歷如下：

　　　　「姚恭，曾祖文興、祖祖善，鄉賓、父應明，冠帶善士。心翼，書三房，丙申正月初十日生，海豐人。戊午五十一名，會二百一十三名，三甲六十八名。吏部政，本年授浙江歸安知縣。戊辰，補應天府教授。辛未，改順天武學授。壬申，升國子監博士；升禮部儀制司事，教習駙馬。乙亥，升員外。丙子，升郎中。丁丑，降江西布政司簡較。己卯，升河間府推官。庚辰，升山東僉事，懷來道。辛巳，升宣府監軍道。壬午，調永平道。癸未，考察。甲申，補山西潞安道，付【副】使。丙戌，升浙江右參政，溫處道。」[6]

二、從外派官吏到陞任禮部

　　姚恭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以國子監生的身份參與了戊午科廣東鄉試，並以《尚書》中式第五十一名舉人。至天啟二年（1622），又參與了壬戌科會試，並以第二百一十三名中式貢士，接着又在廷試中式三甲第六十八名進士。明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廷試後，即設立觀政進士與庶吉士制度，「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俟其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7]。姚恭被分派到吏部觀政，同年再外派到浙江，選授歸安知縣。

　　最早的〈姚恭傳〉是見於其姪孫姚世英有份參與編修的乾隆《海豐縣志》，而民國34年由姚務科重修的《海豐縣姚氏族譜》中有關於姚恭的部份亦明顯承襲了該〈傳〉的內容。該〈傳〉載姚恭在歸安任內「創學田，備荒政，剔蠹釐奸，政清刑簡」[8]，但上述事迹並不見載於歷次所修的《歸安縣志》，相反卻與其父姚應明的事迹雷同。按〈姚應明傳〉始見於崇禎《惠州府志》，該〈傳〉載其「長男初任歸安，公課之簡刑釐蠹。創學田，救歲荒，民頌大父」[9]。《姚氏族譜》亦載姚應明「樂善好施，賑濟惠潮梅饑民，邑感戴」[10]，又《履歷》載其為「冠帶善士」。邱仲麟指出「壽官」制度在明神宗登基後出現了一些改變，只要「德行著聞，為鄉里所敬服者」，就可以獲賜冠帶。這類「壽官」對地方上都有一定的貢獻，其中就包括了施捨錢財、救濟災荒。[11]因此，筆者有理由相信〈姚恭傳〉中的「創學田，備荒政」，其實是羼入了其父姚應明的事迹。

　　天啟六年（1626），姚恭通過考察奏績，封授散階為文林郎。崇禎元年（1628），他從歸安知縣轉補為應天府教授，然而姚應明卻在同年三月逝世，於是他未赴任即徒步返鄉奔喪。丁憂過後，他即於崇禎四年（1631）改任順天府京衛武學教授。五年（1632），他陞任為國子監博士，並在同年再陞任為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專職教習駙馬。八年（1635），他陞任為禮部員外郎，至九年（1636）再陞任為禮部郎中，期間曾受命冊封益世子朱慈��為益王。崇禎十年（1637），他因為「少發欽賞」而被「降三級，赴部候補」[12]，最終降任為江西布政司簡較。按簡較即檢校，因避明熹宗及明威宗名諱而改。

三、外駐邊鎮及松錦之役的疑雲

　　崇禎十二年（1639），姚恭調陞為宣府鎮理刑。乾隆《宣化府志》引康熙《續宣府鎮志》載，《履歷》上的河間府推官實為該職的列銜。[13]十三年（1640），他陞任為懷隆兵備道，列銜為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該職駐於懷來，所以又稱為懷來道，分理東北二路城堡倉場邊務。[14]姚恭在任內「陵後修濬，捐助千金」，宣府巡撫劉永祚在題本中建議明威宗「俯念前勞，俟姚恭補官之日，准其復級推用」。兵部郎中張若麒亦認為姚恭「歷任未幾而實心做事，且察捐千金以助修濬，一股急公之誼恐亦恆情所難及。察本官以別案降級離任，該撫念其清勤，于補官日量復原請職」。但明威宗則認為姚恭「奉旨降用，何得遽復原職，應否量敘，着吏部察明具奏」。[15]最後姚恭「各復原降一級」，在十四年（1641）初陞任為懷標監軍道（列銜如前），即隨軍東援遼東，並在二月抵達撫寧。[16]同年松錦之役爆發，而關於這場戰役的經過，可參閱陳生璽的〈論明清松錦之戰與洪承疇援遼的失敗〉[17]。

　　《明史．曹變蛟傳》載︰「至明年二月，副將夏成德為內應，松山遂破。承疇、變蛟、廷臣及巡撫丘民仰，故總兵祖大樂，兵備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副將江翥、饒勳、朱文德，參將以下百餘人皆被執見殺，獨承疇與大樂獲免」[18]，《明史稿》416卷本[19]、310卷本[20]所載相同。據《清太宗實錄》載，清廷在崇德七年（1642）二月二十一日收到來自前線的奏報，內容提及清軍在二月十八日在松山「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其兵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都司、守備、紅旗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員，兵三千六十三名，盡戮之」[21]，《東華錄》所載亦同。[22]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被殺的道員只有一名，而非三名。那麼姚恭在松山殉國一說到底是從何而來？

　　《清太宗實錄》收錄了崇德六年（1641）八月二十九日的一份敕諭：「其被我軍圍於松山者，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禎，通判袁國棟、朱廷榭，同知張為民、嚴繼賢，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祖大樂等，士卒不過萬餘。」[23]這份敕書的原件，李光濤指出即《明清史料．丙編》裏所收錄的崇德六年（1641）九月初三日的敕書殘件。[24]而在松山失守後，據《清太宗實錄》崇德七年（1642）三月十二日的王公羣臣賀表載︰「又收克松山，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禎，總兵祖大樂、曹變蛟、王廷臣，副將十員及眾末弁，俱生擒之。」[25]另外，在四月二十日[26]、七月八日[27]、九月初七日[28]的王公羣臣賀表等都有相類似的內容。《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繙譯了滿文崇德七年檔冊，清太宗在四月二十八日給朝鮮仁祖的敕諭[29]，〈朝鮮國王表賀錦松杏塔四城降清事〉引錄了其漢文文本，當中更提到「其逆命官員巡撫丘民仰，監軍道張斗、姚恭、王之禎，總兵曹變蛟、王廷臣及副將十員，併所屬官兵人等，盡誅之」。[30]

　　李新達在〈對明清松錦決戰中一件史實的考證〉中指出，「《清太宗實錄》說姚恭與洪承疇一起被清軍圍困於松山，這是錯誤的。姚恭在寫給崇禎皇帝的題本中回憶說︰薊遼總督洪承疇於『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傳令撤兵就餉，酉時起行。臣親帶印信，將敕書付親信家人謝茂捧帶隨行。值夜間衝殺出圍，家人竟爾迷散。至寧遠察訪，始知謝茂尚在松山』」。[31]可惜葉、張二氏誤解了這份題本的內容，因而以為姚恭是在松山被俘後隨洪承疇降清。而除了姚恭外，山永東協監軍道王之禎當時亦不在松山。據兵部章奏，他曾在崇禎十五年（1642）四月回奏明威宗有關「東師潰敗堪憂等事」。[32]由於受到清廷那些敕諭及賀表的影響，從《明史稿》到後來的《明史》及《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等在編修時都產生了一定的誤會，致使清高宗在下旨編修《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時，姚恭、王之禎獲賜諡「節愍」，吳氏又因之而認為姚恭是在松錦之役中死難。

　　在緊急突圍的過程中，姚恭亦因下屬走失而遺失了部份的官兵賞銀，宣大總督張福臻認為「難責該道以認陪【賠】」，因而題請開銷。[33]崇禎十五年（1642）初，姚恭調任為永平監軍兵備道（列銜如前），兼管燕河、建昌二路馬政、屯田、督餉。[34]他於同年冬季入京，在十六年（1643）參與了三年一次的朝覲考察。據康熙二年《永平府志》載，朱國梓是在十六年（1643）接替姚恭為永平監軍兵備道。[35]在清廷入關前，姚恭的去向如何，史料暫缺。

四、出仕新朝及其下場

　　《清世祖實錄》載，順治元年（1644）九月一日「調永平道僉事姚恭為山西按察使司副使，潞安兵備道」[36]。據同月的吏部章奏，吏部是在九月初九日題「姚恭補山西按察司副使，潞安兵備。由進士，廣東惠州府海豐縣人，原任永平道僉事」[37]。潞安兵備道又兼任分巡冀南道，所以又稱為冀南兵巡道、潞安道、冀南道或巡南道，兼管潞安、汾州二府，遼、沁、澤三州屯田、水利。[38]二年（1645）十二月十九日，山西巡撫馬國柱上奏了一份關於遴選山西按察使司的題本，他推薦了三位資歷豐富的道臣，其中對姚恭的評語為「老成持重，事□□□□□之僻」。[39]最終，清廷在三年（1646）四月八日陞婁惺伯為山西按察使司副使，管按察使事；姚恭則陞任為分守溫處道，列銜為浙江布政使司參政。[40]

　　清廷早在順治三年（1646）二月二十九日任命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將軍，領兵南下攻取浙東及福建。清軍在五月二十日抵達杭州，並在六月渡過錢塘江。到了八月中旬，浙東全境皆為清軍佔據。姚恭並沒有赴任，清廷在全面控制浙江後，便在九月一日改任魯近暹為分守溫處道。[41]至於姚恭的去向，筆者從乾隆《鳳臺縣志》中找到了線索。當時明軍與清軍在南方的戰事仍然持續，所以姚恭便與家人在山西鳳臺暫居。五年（1649）十二月初三日，大同總兵姜瓖宣佈反正，並奉明朝永曆年號，而附近十一座城亦相繼響應抗清。六年（1649）六月，姜瓖部下張斗光收復澤州府。據乾隆《鳳臺縣志．姚恭傳》載，張斗光希望姚恭一同反正，他因為不肯依從而被殺害。從此，姚恭的家人便在鳳臺落地生根。[42]而相關的傳記，可參閱乾隆《鳳臺縣志．陳氏（姚安中妻）傳》[43]。

五、生卒年

　　有關姚恭的生卒年，《姚氏族譜》載他於「明萬曆庚寅年三月十五日生……順治四年卒於山東，享壽五十八歲」[44]，然而《履歷》卻載他生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正月初十日。這裏顯然涉及到了官年與實年的問題。陳長文在〈明代科舉中的「官年」現象〉中指出，「隨着科舉制度的形成與完善，士子們為了尋求功名，躋身仕途，使這一現象進一步惡化」。他比較了一百多種明代的年譜、譜牒、存世科舉錄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得出官年問題在嘉靖後期至明末較為嚴重，而科舉錄中所言的生年也未必是實年。[45]因此，筆者認為姚恭的生年應以《姚氏族譜》為準。

　　至於姚恭的卒年，前文已述。《姚氏族譜》與乾隆《鳳臺縣志．姚恭傳》中所出現的誤差，可能是由於當時南北戰事持續，通訊不便，致使姚氏族人未能清楚核實。所以在卒年方面，當以乾隆《鳳臺縣志．姚恭傳》為準。即姚恭是生於萬曆十八年（1590），卒於順治六年（1649），享年六十歲。

六、結語

　　通過上文，我們對姚恭的仕歷已有了較深入的了解，一直以來的爭議亦可以畫上句號。他既不是於松錦之役中殉國，亦不是在被俘後隨洪承疇降清。他經歷了明朝在軍事上的慘敗，顛沛的駐邊生涯無疑就是他的人生高峰點。對於朝代變革之際的人來說，他們只不過是在大時代裏被擺渡的人。在明威宗殉國以後，他轉而出仕國之大敵的清廷，成為了效忠兩朝的貳臣。「節愍」一諡對他而言並不光彩，反倒成了後世在無意間的一大諷刺。

[1] 吳福欽，《海陸豐科舉功名錄》（北京：中國詩詞楹聯出版社，2019），頁7-10。該書增修前題為《海陸豐歷代進士舉人貢生錄》（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頁3-4。

[2] 吳福欽，〈海豐姚氏人文歷史初探〉，《海豐文史》，特輯（2017年3月），頁239-254。

[3] 葉良方，《山海探蹤》（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頁187-193。該文與張裕斌合作，修訂前題為〈明清名臣──姚氏雙傑〉，見《海豐史誌》，第12期（2009年12月），頁37-39。

[4] 楊柳岸，〈明天啟二年進士姚恭祖籍考〉，《閩南日報》，2019年12月3日，第10版。

[5] 馬鏞，《清代鄉會試同年齒錄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頁25。

[6] 《天啟二年壬戌科進士履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刊本，頁41上。

[7] 〔明〕夏原吉等纂，《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景印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微捲），卷172，頁2627。

[8] 〔清〕于卜熊等纂，乾隆《海豐縣志》（臺北︰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1970年景印民國20年黃菊虎整理本），頁37下。

[9] 〔明〕梁招孟等纂，崇禎《惠州府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廣東歷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2冊景印清鈔本），卷17，頁659。

[10] 姚務科撰編，《海豐縣姚氏族譜》（1996年翻印本），〈序〉。

[11] 邱仲麟，〈耆年冠帶──關於明代「壽官」的考察〉，《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0年12月），頁247。

[12]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丁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51），第7冊，〈兵科抄出山東按察司僉事姚恭題本〉，頁675上。

[13] 〔清〕王者輔等纂，乾隆《宣化府志》（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第11冊景印乾隆二十二年刊本），卷19，〈職官〉，頁336。

[14] 《崇禎十五年縉紳便覽》，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洪氏剞刷齋刊本，卷3，頁12上。

[15] 金毓黻編，《明清內閣大庫史料第一輯》（瀋陽︰東北圖書館，1949），上冊，卷6，〈兵部為欽奉敕諭事〉，頁365-367。

[16]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丁編》，第7冊，〈兵科抄出山東按察司僉事姚恭題本〉，頁675上。

[17] 陳生璽，《明清易代史獨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1-32。

[18]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2），卷272，〈曹變蛟傳〉。

[19] 〔清〕萬斯同等纂，《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330冊景印清鈔本），卷374，〈曹變蛟傳〉，頁600。

[20] 〔清〕王鴻緒等纂，《明史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景印敬慎堂刊本），第5冊，卷234，〈曹變蛟傳〉，頁259。

[21]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太宗文皇帝實錄》卷49至卷65景印一史館大紅綾本），第2冊，卷59，頁799。

[22] 〔清〕蔣良騏撰，《東華錄》（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鮑思陶、西原點校本），卷4，頁48。

[23] 《清實錄》，第2冊，卷59，頁776-777。

[24]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頁153。該份敕書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第1冊，〈崇德六年敕書殘件〉，頁76上。

[25] 《清實錄》，第2冊，卷59，頁802。

[26] 《清實錄》，第2冊，卷60，頁821。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上冊，頁471。

[27] 《清實錄》，第2冊，卷61，頁841。

[28] 《清實錄》，第2冊，卷62，頁854。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480-482。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丙編》，第1冊，〈對印居子國等賀松錦大捷表〉，頁84上。按《清實錄》並未收錄該表，其內容見於《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漢文文本則收錄於《明清史料丙編》。漢文景印原件見李光濤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圖版伍拾柒〉，頁106。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頁476。

[30]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頁484-486。

[31] 李新達，〈對明清松錦決戰中一件史實的考證〉，《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第1期，頁33。

[32]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第5冊，〈兵部題「彙報奉旨章奏行訖」殘稿〉，頁417上。

[33]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編》，第4冊，〈兵部行「兵科抄出宣大總督張福臻奏」稿〉，頁374上。

[34] 《崇禎十五年縉紳便覽》，卷2，頁10下。

[35] 〔清〕宋琬等纂，康熙二年《永平府志》（北京︰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秦皇島歷代志書校注》點校本），卷15，〈朱國梓傳〉，頁382。

[36]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世祖章皇帝實錄》景印故宮小紅綾本），第3冊，卷8，頁83。

[37] 〈三曹章奏〉，《中國學報》，第2期（民國元年12月），頁11-12。

[38] 《順治十八年縉紳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洪氏剞刷齋刊本，頁69下。

[39]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第3冊，〈山西巡撫馬國柱揭請遴補臬司〉，頁B1485-B1486。

[40] 《清實錄》，第3冊，卷25，頁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