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学医人，读中医首先要明白中医的经世致用传统

劳工时评

中医和其他学术一样，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熟悉中国学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医的经典发轫著作《内经》，历经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集百千年很多医著、医家智慧，最后以《灵》《素》相合，在当时学术皆托“黄帝”“天道”的大背景下，成就了《黄帝内经》，但其中有许多概念、观点都来源或取自于更早的政治、经济学术著作，包括儒学、黄老、道及墨、名、法、杂诸家著作。

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十分确切，这在其自序中已经说明，就是在东汉的战乱建安汉魏之交时期，这个时期，东汉实际已名存实亡，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儒家经学明显衰退，学术思想多元化局面已经呈现。张仲景作为奠基临床学的“医中之圣”，他不仅是位从政治国的“长沙太守”，是地方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其行医多地，饱蕴仁爱、亲亲、孝悌、忠恕和“推己及人”的经世理念，如他自己在《伤寒论·自序》所说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

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种非常细心、细致的敬重，对患者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恭敬与善待，谨记“忠恕之道”，正是中医“经世”的最初体现。

中医自汉以后，入唐，主题是“大医精诚”；入宋，是百派衍生。范仲淹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记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岳阳楼记》）。良相是治国的，良医是治人的，治国、治人、治病道理相通。迄到明、清，中医更是适合了社会需要，自温病学派形成以后，对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救治，更是大大惠及华夏苍生。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医不仅在“新冠”抗疫斗争中突出伟大作用，而且在治国理政方面更是凸显到了极致。

中医有中医自己的特色，但从本质上说，中医是社会学的，是具有非常明确哲学属性的医学学术体系。中医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文化，讲究、推重整体思想，注重人体生理、病理、病机的相互依存和对立转化关系。

几千年来，中医正是在接受、借鉴了人类共同的卓越思想，在学习、研究、彰显、洞鉴、涵泳传统文化方面，钩深极奥，继承了最优秀的“合理内核”和民族精神追求，不断跟进，不断融合、扩大、丰富，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经世之学，究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属于学术范畴，毋宁说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

归根结底，中医的经世价值是确实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传统文化和历史中寻找自信，梳理中医文化自信，研究认识中医学，应当从更加恰当的社会存在发展中去评价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