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

汕闽人0660

　

       钟敬文(1903-2002)，著名民俗学家、作家、教育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等职，著有《民俗学通史》、《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等民俗学理论著作数十部。
　　萧放 1960年生，湖北黄冈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人生自古谁无死
　　萧放一直记着2002年1月6日那个下午，他见老师钟敬文的最后一面。

　　在此之前，1月3日，钟敬文先生养病的友谊医院，北师大中文系刚刚为他庆祝了百岁华诞———这是启功先生的提议。早上去医院的时候，萧放还带了一些草莓，他知道钟老爱吃。果然，吃过生日蛋糕和长寿面，胃口不大好的钟老提出要吃草莓，边吃边问：你们为何要这时来祝寿？
　　病床边簇拥的学生们说：按年头算，过了元旦您就是一百岁了，又趁假期，大家都想看看您。
　　钟老没有再说什么。后来萧放知道，老师心情不大好，他还想着要养好身体，回去上课。
　　然后就是6日下午，萧放又去医院探望，感觉与平时不大一样，病房门口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轻轻推门进去，萧放看到老师正在酣睡。病房里有钟老的女儿钟宜，还有也来探视的程正民教授等数人。钟宜说，照钟老平日的习惯，现在该是起床聊天的时候。可直到下午5点钟，钟老还没醒。
　　大家觉得有必要叫醒他，于是打开了房间顶灯。钟老对光线敏感，马上醒来。程正民伏在钟老耳边说：“我是程正民，来看您啦。”钟老说：“我想你呀！”
　　于是聊天。不知为何，钟老说起一段故事：乔冠华病重卧床时，夏衍去探望。乔冠华已经无力说话，便用手指在夏衍掌上写字，写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钟老反复念叨这两句诗，说，乔冠华有不平之气。众皆默然。萧放推想，那时钟老可能已经隐约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黄昏时分，萧放告辞，钟老吩咐：“请告诉大家，我很好。大家都很忙，不要来看我。”萧放说好，再见。
　　这是学生对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接下来的两天，萧放忙着写完《历史民俗学与钟敬文的学术贡献》一文，准备下次去医院，念给钟老听听。此谓之“过耳”而非“ 过目”，因为钟老年事已高，视力不大好，多年来审读博士论文或批改作业，都是让学生读给他听。不料10日凌晨，钟敬文先生便溘然长逝。
　　五四运动启心智
　　钟敬文，原名谭宗，字静闻，1903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一户商人家庭。萧放在研究老师生平时发现，“五四”运动的春雷，是钟敬文学术生命的发端。那个躲在古屋小楼里，用朱笔圈点《唐宋诗醇》《渔洋精华录》，学做“子曰”文章的年轻人，犹如触电般猛醒，坚定地投身新文化运动。钟敬文曾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正如火如荼，钟敬文把在家乡搜集来的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整理出来，投寄到北大，发表在《歌谣周刊》上。他也由此结识了顾颉刚先生，两人开始通信往来。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五四”时期的北大是发轫之地。
　　但钟敬文未能和北大走得更近，1922年他从陆安师范毕业后，无钱升学，便在家乡做了小学教员。几年后他离开故乡到广州，成了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教务员。也是缘分所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大的很多优秀学人纷纷南下，顾颉刚也到了中山大学。得顾颉刚赏识，钟敬文有机会调入中大，担任中文系助教。在中山大学时期，钟敬文协助顾颉刚，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
　　谁知好景不长，1928年夏，钟敬文突然被中山大学解除教职。此事的缘由，是校方认为当时一本由顾颉刚主编、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有伤风化。提起老师年轻时遭遇的这次意外打击，萧放说，时任中大校长的戴季陶，平素与顾颉刚不睦，但顾大有名气，奈何不得，戴季陶只好转而拿钟敬文泄愤。实际上“荤段子”在民歌中普遍存在，“老百姓唱歌，没有这个东西就不高兴，这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之一。”萧放说，当时钟敬文还有个感情不错的女朋友，也在此时和他分手。倍感挫折的钟敬文离开广州，一路北上，落脚在浙江大学。在杭州，钟敬文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浙江大学也继北大和中大之后，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又一重镇。
　　西湖美景还孕育了新的爱情，钟敬文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陈秋帆女士(陈秋帆后来也是北师大教授)。结婚后，1934年钟敬文东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36年回国。抗战爆发后，钟敬文投笔从戎，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当时他好像是第四战区的一个上校级的军官，和黄苗子他们一起，写了许多战地报告文学。”萧放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也转移到大后方，主要在云南和陕北等地，还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乡土调查。
　　抗战后期，钟敬文一度回到中山大学，讲授民间文学、诗歌概论等课程。“时间不长又被开除了。”萧放说，“钟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思想进步，特务老盯着他。”1947年，钟敬文乔装打扮去了香港，著名的达德书院收留了许多进步民主人士，如郑振铎、郭沫若等人，钟敬文也在这里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后，钟敬文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开设了第一个民间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班，并和郭沫若、老舍一同筹建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钟老搞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他去世，可以说培养了中国民俗学界80%以上的人才。”萧放说，“现在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基本都是钟老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他也因此被称为 ‘中国民俗学之父’。”
　　魂牵梦萦到巴黎
　　1957年，钟敬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正常的学术活动。年轻时漂泊四方，一生坎坷，钟敬文几乎不和学生们谈论这些往事。在萧放的记忆里，那个弥留的下午，钟老却说了很多话。不光讲乔冠华的故事，他还讲自己在病榻上做的梦，很奇怪，梦到忽然去了巴黎，在拘留所里被关了一夜，晚上很冷。
　　“我没有去过巴黎，怎么会梦里去了呢？”钟老说。
　　一旁的钟宜就问：“是不是因为冼星海的原因，才会想到巴黎？”钟老不语。上世纪20年代在岭南大学时，钟敬文与冼星海交往密切，冼星海后来去了巴黎。
　　萧放当时也觉得，这大概是一个释梦的理由。可能人到年老，常会想起年轻时的一些遗憾，或是向往之地。
　　钟敬文逝世后，他讲过的奇怪梦境，还萦绕在萧放脑海里。为钟老撰写生平时，萧放翻阅了大量老师遗留的文稿，偶然发现了这个梦的确切起源。
　　抗战时期，是钟敬文对待人生和学问的态度发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对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处境十分关切，1945年，钟敬文写道：“当卐字旗遮盖着巴黎的时候，在忧虑法兰西的文明和自由受辱的同时，我焦念着这位‘欧罗巴良心’的老人的安全。”对于钟敬文，罗曼·罗兰不只是一位作家、思想家，更是“我灵魂的深切关与者”。萧放认为，先生对罗曼·罗兰的崇拜，是对人类良心的崇拜，是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的信念。所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钟敬文听说漓江出版社出了罗曼·罗兰的著作新版，还赶紧让人给他捎一本来读。所以，他不与人言说苦难，只是埋头治学，而让这种信念埋藏心中，化为梦境。
　　可惜，已经不能向梦的主人求证了。
　　诗人钟敬文
　　钟敬文先生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
　　他曾经写道：“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
　　钟敬文的生活中常常充满着各种情趣，而不只是书斋里的苦修。每一年的春天，校园里什么地方开了一树的鲜花，他不知怎么很快就会知道消息。当有学生来家里时，他便会兴致勃勃地说：“走，我带你去看玉兰！”每一年元旦前夕，他都会买来一批水仙，分赠给教研室的同事和研究生。
　　1 他说自己是一粒麦子
　　钟老是1981年国家确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可他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第一位博士董晓萍教授，现在是北师大民俗学科带头人)。他曾经说：“我自己没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个什么标准。”其实，他是觉得没有合适的人才，在学问传承上，他非常严肃和谨慎。后来很多老师都劝他应该多招生，他终于想通了，要把民俗学发扬光大，确实需要多培养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九旬高龄的钟先生还发誓，要为中国民俗学培养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导毕业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读的还有15位，也算基本实现了这个宏愿吧。他常说自己是一粒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用掉，就一粒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把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就会长出麦穗，就会有很多粒麦子。
　　他就想变成这样的一粒麦种。本来他一直想写《女娲考》，研究民间传说中女娲的故事，因为顾颉刚先生写过孟姜女故事研究，启发了他。但这个文章一直没时间写，钟老忙着培养学生，他说自己做学问，和一个学科的发展建设比起来，还是后者更重要。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难以兼顾，这样想想也就想开了。后来他培养的博士里就有人做女娲研究，可见学术的传承没有断裂。
　　2 不能兼顾的人生
　　钟老一生中，不能兼顾的东西有很多。比如，钟老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诗歌是他一生的挚爱。他永远随身带着诗集。但是，诗终究被他看做个人爱好而已，学问才是正事，他愿意牺牲爱好去做学问。
　　民俗学无论在中外，都有浪漫主义倾向，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根、民族的魂，现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都强调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浪漫主义倾向，可能会影响学术的深度。钟老是诗人，又是从“五四”过来的人，他就讲，这个学问不同于自然科学，对于民族文化要热爱，需要在学术体系里边强调人文立场。为什么呢？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物体，而是活生生的老百姓，是有情感和价值观的。钟老是性情中人，以前对北京禁放鞭炮就有意见，曾经在《光明日报》写文章说过这个问题，说没有听到鞭炮声，就像没有过年一样，民俗情感的东西都没有了。
　　还有不能兼顾的，是家庭。这点我体会尤其深，我是工作十年后才考的博士，有家有口的。钟老希望学生专心读书，不是寒暑假，最好不要回家。当时我爱人在湖北，还有已经上小学的孩子，我在北京就很想家。记得 1997年，我跟钟老请假，我说香港都要回归了，我也要回家。哈哈，钟老说好吧，你回去吧———其实他心里还是不大乐意的，可能在他看来，做学问有点像出家了。
　　但是学生跟他在一起，能受到很多家庭般的关爱。他每年都带我们出去春游。还有每年中秋节，必定做一个茶话会，那时候新生刚入校，他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从自己家拿来月饼，大家一起吃。不像现在一些老师，平时只会使唤学生，师生完全是工作关系，没有情感投入，导师成为“老板”，自然就少了许多人情味。
　　3 民俗学今昔变迁
　　民俗学在“文革”时期，曾经被看做“资产阶级学问”，本来是研究老百姓的事情，钟先生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开放以后，学科的重建就是头等大事。
　　1984年，钟老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当时中国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纂《民间文学集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有十套“集成”，四百卷，4.5亿字，十多万人参与的浩大工程，当年钟老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间故事，每个省都有一卷，最后汇总到北京来审定。评审开会的时候钟老必到，必定要听完大家发言，然后自己提意见。
　　现在十部“集成”已经全部出版了，很多人都说自己受益于钟老。比如民间故事北京卷的主编，就说当年北京的民间故事没钱出版，还是钟老帮忙解决的。据说是有一年政协的领导来看望钟老，问有什么困难。钟老就跟领导说，北京的民间故事想出版，没有钱，能不能解决一下。结果很快就拨下款来，那个主编至今仍非常感激。
　　民俗学近年来发展很快，如果要说钟老去世时还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他没看到今天这样好的发展局面。
　　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的，是以前每到春节，学生都会陪着钟老去买水仙花。过年正是水仙花开的时候，他总会买很多，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送一包。钟先生喜欢水仙花，那是高雅纯洁的花，在新年春节时候盛开，寓示新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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