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刚过,爆竹声声还在催促入席,人们在例行的“新年快乐”问候后,多了句“你什么时候出门?”
“盛宴”还未开始,欢乐似乎刚刚启幕,我们已在酝酿离开。但随着近十多年村里的孩子和年轻人不断外出,年节的仪式日见简约,新年走家串户,相约祭祖、请神等的笑声和吵闹声慢慢退场,欢乐又何曾启幕?锣鼓声日益罕见,年过得越来越安静。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子,在经历几百年的风雨后,终于走到了衰老的边缘。曾经那个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和“熟人社会”的农村,正在步入陌生化解体。
同其他农村一样,传统也以地为生,靠天吃饭。我的叔叔伯伯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在土地上忙碌,维持简单的生计。他们在交往上以家族性的事业社群为基本单位,基本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以共同的祖堂为中心,共享着同一份对祖先的记忆和同一片用灰瓦盖就的屋顶。所有的孩子都在同族同宗的大人们的看护下长大,路途偶遇,都可以唤出彼此的姓名以及他们的父母爷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熟人社会”。但随着近三十年来年轻人外出务工,定居各处,“祖业”被弃,这里已慢慢成为一个半陌生的社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潮冲刷着岭南大地,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以更高的薪资、更好的生活,撩动这个古老村庄的神经。对那时的父辈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总有几个大胆的年轻人,他们用蛇皮袋裹上三五件旧衣,踏上早春泥泞的马路,去往珠三角打工。能推荐他们的,只有勇敢与年轻。也许他们一年也没有一封来信,村里的老人们都以为他们被人“卖了”,弄到哪个偏僻的角落;或者走丢了,遭遇意外。临近年底的时候,马路上终于出现他们的身影。背后袋子里的电子玩具和糖果以及衣服里藏得深深的钞票,代替千言万语,诉说那个陌生世界的神奇。于是,到了年后,更多的年轻人跟随他们的脚步。
人远走了土地,传统也失去往日的活力。父辈们在如秋草般老去,记忆中那些面孔也没有被时光饶恕。小时候挂在嘴边的叔叔伯伯不知在何时变得白发苍苍,很多早已走入深山。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是他们告诉我路边的石头中生活着土地公公,井水里住着泉公泉母,祖堂的屋顶有三十三沟瓦,吃饭时靠近神台的位置要留给最大的人……我对这里的最初认知,全部借由他们的讲述塑造。他们对土地、鬼神、苍天怀着深入骨髓的信仰,并依着这种信仰和“礼数”,安排他们丧葬、嫁娶、祭祀、斋醮及时节的种种庆祝和仪式。
小时候我们吃席,用“八仙桌”,四四方方的高桌以高挂着“天地君亲师位”的神台为起点,依次排布。位置越靠近神台,则代表辈分越高,身份越尊贵。开席前,主人往往安排一群深谙“礼道”的人“牵席”,安排各人座次。谁坐哪个位置,都须符合“礼数”。如果出错,不仅客人会拂袖而去,主家也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虽然各桌饭菜并无差异,但他们享受的不止饭菜,更有“礼数”。
但随着这一辈人的远去,这些已成为陌生的过往,石头只是石头,井水据说会对身体有害。这几年来,村里流行“流水席”,用圆桌。圆桌不突出辈分大小的差别,“牵席”成为一种“荒谬”过往。大家按照饮酒和认识与否及男女老幼不同,各自结成十人,上桌吃饭,饭罢则散。议论最多的也不再是席次,而是味道如何,哪些酒饮,每桌花费许多……生活的逻辑代替“礼数”,简单高效成了新的追求。当少数人违背传统时,传统会督促他们回归;当大多数人违背传统时,传统便会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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