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知己》温源宁

麒麟山伯爵

温源宁（1899年－1984年1月13日），原籍中国广东汕尾陆丰，是英国剑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文学研究者、教师，英文作家，台湾政治人物。
1920年代在北京文化界活动，1925年（26岁）就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多所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还兼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文组主任等行政职务。时文化界盛传温“身兼三主任、五教授”（1931年2月7日胡适日记，胡适同时还写了“他近年最时髦”）。1933年起在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教英国文学。
其学生有钱钟书、梁遇春、曹禺、常风（作家、山西大学教授）、饶余威（台大外文系首位主任，与钱、曹、常、饶是同班同学）、李健吾、张中行等。
温源宁的代表作有英文人物随笔集，《一知半解》（又译作“不够知己”、“不完全的了解”）。温源宁是目前所知最早向国人介绍大诗人T.S.艾略特和著名小说家D.H.劳伦斯诗作的，其功不可没。
温源宁先生的民国人物小传《不够知己》由著名翻译家江枫先生翻译，岳麓书社出版。《不够知己》的英文地道，译文漂亮，可谓珠联璧合；传主们文采风流、学贯中西，做传者思维敏锐、学识渊博，又可谓珠联璧合。可惜，书中有不少排版和印刷的错误。这些错误犹如一个美丽花园里扔的几块乱石，虽然无伤大雅，却也有碍观瞻。一个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程锡庚先生的生年，原文、译文明明白白地写着：“程先生，1894年生”，而小传前的说明文字却写成了1839年生，结果就成了程先生在100岁高龄的时候被枪杀，岂不是笑话！
有关温源宁个人生平的材料在大陆特别稀少，只知道他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并和林语堂、吴经熊等人主编过英文月刊《天下》，影响颇大。此后，他就开始进入政界，当过几任不太重要的官，任过台湾驻希腊大使。在政界，温源宁就不像在学界那样游刃有余了，仕途上一直郁郁不得志，牢骚满腹地退了休，最终老死台湾。
《不够知己》的43篇人物小传先后发表于1934年的《中国评论周刊》（The China Critic Weekly），上海别发公司（Kelly & Walsh Ltd.）在次年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书名为Imperfect Understanding，收录了17个人物的小传。这个单行本曾被翻译成《一知半解》出版。《中国评论》是一家英文周刊，1928年创刊于上海。1933年左右，温源宁曾经担任过该刊的编委。这些短文就是他在这个期间写给《中国评论》Unedited Biographies（后改名为 Intimate Portraits）专栏文章。起先，这些小传并没有署作者名，直到后来专栏改名，每篇后才标有温源宁的名字，再加上写有作者姓名的单行本的发行，人们才知道，这43篇人物小传出自温源宁的手笔。岳麓书社出版的这个本子，收录了所有的温源宁写的人物小传，可以说是Imperfect Understanding的完整本子。
本书的各位传主，除了几个人物，如：辜鸿铭、刘铁云、吴稚辉之外，十之八九都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这一时段内，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温源宁为他们写小传的时候，都处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了各自领域的翘楚，或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诗人、作家，或是商界巨子或政界要人。胡适、丁文江、赵元任、顾维钧、陈嘉庚、冯友兰、吴宓、周作人、徐志摩……读着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谁还能说他们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呢？
这些人受教育的过程遵循着那个时代的普遍模式：他们大多出生在商宦之家。富足的经济条件、优越的文化教养，使他们从小就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童年时代，因科举取士的制度尚未废除，所以读书、参加科举、入仕途是多数父母对孩子的最高期望。这些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入家塾接受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虽然，他们年纪尚幼，加之当时只讲死记硬背、不求理解的教育方式，使他们未必能够真正了解书中的微言大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成了他们文化的根。
结束了相当于小学的教育之后，他们或是考入教会学校或是考入当时还不算特别普遍的官办学校里进行中学阶段的学习。这些学校基本上已经算是近代的新式学校了，尤其是教会学校，不再把中国的古代典籍列为主要的教授内容，而是开始介绍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同时也教授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类的课程。这样“新与旧”、“中与西”并存的教授方式和教学内容就把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直接地摆在了这些年青学生的面前，那就是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他们在这一时期对这一问题所做出的思考成了他们一生的学术理想和道德标准。兹举一二例为证。
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在他的不同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回忆道：民国初年，有一个女子学校的校长告诫学生们说：“叫你们来上学，是要你们于旧规矩之外再学习一点新知识，并不是用新知识替代旧规矩，旧规矩还是要的”。这个校长就是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她对冯友兰的影响是终身的，她的这番有关“新知识，旧道德”的教诲是“冯友兰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最初轮廓，也是其终身阐旧邦辅新命的历史起点，当然，也就成为冯友兰文化哲学的逻辑源头。”
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回忆他1904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的情景说：“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了西化之路了。”但是，如何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文明呢？在大量研读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宋明哲学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之后，蒋梦麟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理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和浮面的东西。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
1905年，科学制度废除之后，留洋成了一种新风尚；随着庚款留美的计划开始实施，结束了中学教育、家庭条件允许的学生便乘着这股“留洋风”纷纷留洋海外，接受全面正规的西方教育。海外生活，无论是其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对这些受了千年文化传统禁锢的年青人来说，就像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在这里，这批留学青年犹如赶赴一场文化盛宴，食品丰盛而进餐的环境轻松自由：什么书都可以读，什么事都可以想，什么学术流派都可以研习，什么样的大师都可以追随；他们所汲取的西方文化的营养或是用来滋养扎根于心灵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是用来建设中国社会。
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十年，经历了军阀割据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收回了清皇朝丧失的部分权利：开放口岸的租界数目减少，海关税、盐税以及邮政的收入也重新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南京政府通过严密控制金融界保持了财政的平衡。政府的财政基础曾经一度非常不错，这使她有能力重新顾及中国的文化建设。另外，南京政府有别于其他军阀之处在于：她与商界的关系紧密，而且对西方影响采取开放的态度。她的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与外国人有联系，或是学成于海外。这样的社会环境，无疑给海外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现自己才华的舞台。他们生逢其时；这样的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人才。
再回到《不够知己》。在这本书中，温源宁几乎给每一位传主都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漫画式的肖像。虽然漫画与油画、国画等大手笔的作品相比，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却由于其人物特征突出、诙谐幽默，更能给广大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对陈通伯的刻画：像一个大大的问号似的躯体，带有凶猛的老虎退缩回洞里去的意味的笑，以及缺乏善意的紧盯着人的眼睛，活画出了一个内心不怎么光明，目光与见识却又无比锐利的评论家的形象。又如对周作人的描绘：“周先生，动作像一只老鼠那样悄无声息，说话的嗓音从不高于耳语，行走的姿势几乎像是老妪，却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气概——是冷漠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蔑？”还能找得出比此更传神的描写吗？再来看看在当时中国文坛掀起一场笔墨风波的“吴宓篇”：“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吴先生的相貌价值连城，怪异的像一幅漫画。脑袋的形状像一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眼睛像是两粒烧红了的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身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那些惯于道德评价的人读到这里，可能一边腹诽温源宁的为人，一边抚掌称叹温源宁的一支生花妙笔。这些漫画式的描写，可能和平常想象中的或者是常见的大师的威仪颇有些距离，但是却让人们了解到他们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面。他们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也同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无形中也增添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吴宓炸弹式的脑袋、陈通伯阴险的笑、周作人悄无声息的步态，不仅成了这些名流人物的标志性肖像，也入得了文学中人物描写的“无双谱”。由此，你不能不佩服温源宁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驾驭英语的能力。
人常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这对温源宁来说一点都不适用，他不仅画出了人物风貌，更深地，他“知”每一位传主，无论是其品质，还是其修学；这种“知”，甚至于连某些传主本人都未必能够自察。温源宁观察人有点像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古董商研究古董，严格、挑剔、欣赏、评判，从衣着到相貌，从言谈到举止，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那双敏锐的眼睛；而到下判语的时候，他极其吝啬，寥寥数语，就把一个人一生的执著、一生的矛盾、一生的拼搏和盘托出。他在评判徐志摩时说：“徐志摩，一个孩子”。“那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的气质和头脑，这个孩子永远也长不大，对周围的一切怀有难以满足的无穷好奇，不分辨是清醒还是梦幻中的世界，不懂得憎恨任何人，也不相信任何人真会不喜欢他。……志摩的生活也有烦恼：尖锐而且心酸，就像孩子的烦恼那样，但是不会比朝露更加长久。他也常常使他的亲朋好友遭受痛苦，但是这种痛苦造不成很大的伤害，因为他本心无意为害。就像小孩子会杀死小鸟，撕扯掉昆虫的翅膀，志摩有时候也会对别人非常残酷而并不自觉，完全是个容易冲动，天真无邪的孩子。志摩有时候会摔碎眼镜、乱扔花朵、在多刺的灌木丛中喧哗笑闹，作为嬉戏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孩子”注解了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和童话式的生命结局。类似的判语，信手拈来就是：周作人，“铁的优雅”；冯玉祥，“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单行轨的头脑”；辜鸿铭，“一个天生叛逆，追求与众不同，有思想的俗人”；……每一句判语，都是那样凝练精准、恰到好处，了结了大多数人“心中有，笔下无”的烦恼。
温源宁在评论冯友兰时曾说：“也许是，风格即其人；也许，未必。”笔者是相信前者的，因为自古就有“文如其人”的话；更何况，温源宁自己就证实了此话不错：他在用自己的那面镜子照别人的时候，也照出了他自己。三十年代初，温源宁给还在读书的张中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的确是英国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说难免带有些须的嘲讽意味，是洋绅士。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但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点古典味。”另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回忆：“（温源宁）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回上海之后，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他穿的是英国绅士的西装，手持拐杖，吃英国式的下午茶，讲英语时学剑桥式的结结巴巴的腔调，好像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才可发言”。温源宁英语之好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据说，在剑桥读书的时候，他和同窗好友徐志摩是剑桥文学圈子里的常客。他们的英语受到剑桥名流的赞赏，说他们的英文造诣就连一些英国教授都难以望其项背。他写的这些人物小传，具有了英国散文大家的风格。评论各色人物，由表及里，一针见血；严正的意思常以幽默的笔调出之，嘲讽之中又不失公平；遣词达意简练精准，力求典雅。书中对欧洲文学、哲学、历史人物及其明言警句的引用，贴切自然，不见斧凿。这都源自于温源宁良好的教养和渊博的学识。
末了，借助于他人的回忆和一张模糊的照片，也给温源宁先生画一幅肖像。温源宁先生——一个被英国文化脱胎换骨了的中国学者。一身考究的英国绅士西装，擦得乌黑发亮的拐杖从不离手。大大的脑袋像一个分类完好的书架，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地码着太阳底下各种门类的知识。嘴角边挂着一丝淡淡的略带讥诮的笑，眼睛里闪烁着研判和挑剔的光。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和他接触的人可得小心点，稍不留意，就可能被它抓住，成为嘲笑和讥讽的把柄。

张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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