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有性情深得法
——读杨永超《思乡集》和《天涯曲》
●陈少平
沈德潜在《说诗啐语》中说:“诗贵在性情,也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合,自神明变化其中。”这里所说的诗之“法”,就是我们写文章常说的“谋篇布局”。诗文同理,一首完美的诗,章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但看一些今人之诗,偶见一二佳句、警句,而纵观全诗,则轻重不均,松散离落,或有半空伸出一足者。这就是王国维所批评的“有篇无句”、“有句无篇”的现象。近来常读杨永超先生《思乡集》和《天涯曲》中的诗词,觉得其诗贵有性情,篇章结构分外严谨,篇句结合错落有致。我曾赞他是个诗坛老手,足见并不恭维溢美于他。
杨永超写七律较多,其次是七绝,偶尔也填词。他的律绝,能正确掌握法度,处理好句与篇的关系,从而写出了性情,他的《思乡集》和《天涯曲》中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做到了句与篇完美的结合。这和古人作诗的原则是一致的。杨永超是广东海丰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居美国洛杉矶。思乡的情思,往往涌动于他的诗句中,如他的《夜窗漫笔》云:“霭山烟雨夜窗幽,遥望长川百感浮。作赋廋郎哀去国,依人王粲叹登楼。云低久滞他乡色,月冷频添羁旅愁。梦里不知沧海阔,踏歌犹唱觅归舟。”此诗首联从写景入手,以“遥望”寄托乡思;颔联承接起句,用两个人熟知的典故加以点化,拱云托月,增强思乡感情的力度;颈联为“转”,景中噙情,利落地写出愁绪,末联以梦与寻寻觅觅为归结,乡思得到了升华,并与首联的“遥望”之情相照应。全诗乡思涌动,性情流溢;结构严谨,章法井然;或比或兴,琢句幽雅;使事得当,下字有声;各句沾络,相互融合。这就做到了王夫之所说的“景以情合,情以景生”。
他的旧作《重游香港梅寓》,也与《夜窗漫笔》有异工同曲之妙。《其二》曰:“谈笑杯盘话海桑,烟沉露散夜茫茫。碧波翻印中天月,峻岭络遮上国光。未许诗人皆落拓,敢随名士学疏狂。登临莫怅非吾土,九七回归是故乡。”这也是有性情和“有篇”“有句”的佳例。此外,诸如七律《客居闲吟》和《国庆五十周年喜赋》、七绝《故国风物》和《遥忆故乡人事》(组诗)等,都是这一类的好诗,可谓不胜枚举。
句之于篇,犹如磗石之于高楼,王国维说,无篇有句则为“俗子”之诗;有篇无句,犹如墙砖大差,而大楼岌岌可危矣。而“有句”常不用典,用典则不成警句。古人深此道,往往做到篇中有句,如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韩愈的“春城无处不飞花”;刘禹锡的“道是无情却有情”;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朱淑真的“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等。今人亦谙此道,如毛泽东的“乌蒙磅磗走泥丸”;于右任的“战场如雪放荞花”;邓拓的“血花照眼心生石”;文怀沙的“一灯红豆小”;老舍的“二更明月潮先后,万事浮云雁往回”;钱钟书的“高寒坐怯晚来风”等。杨永超也很注重篇中有句,如《春日登山》中的“历耳松涛鸣几峪?排空霁色翠千峰”;《暮海》中的“碧空尽处暮云敛”;《忆乡居晚景》中的“寒沙孤雁眠枯草浅沼游鱼戏弱莲”等,为了使诗句辐射光彩,杨氏经常在句中炼字。如“璞化琨琪乘地气”的“气”;“寻芳车马向花驰”的“驰”;“晚霞煮得金波灿”的“煮”等,都是传神的字眼。这样炼句炼字的苦心,不亚于当年贾岛在韩愈的马头前之“推敲”。
杨永超先生既有较广博的知识涵养和许多年的经历磨炼,加上愿意在诗道中力下扎实的功夫,那么,他当然能写出性情,能得到“法”之三昧。他的诗看多似信手掂来,并不怎么奇特,但细细观赏后,便知许多诗都是师心独运,千锤百炼而来的。他的诗篇章结构的完整统一、严密精当,往往显得锋校突兀,使人读后便知他是一个有“诗历”的人,现在有些人不循规则,不顾章法,一味追求新巧,往往因才力不济而弄巧成拙。于此,不妨奉劝初学写诗者不要好高骛远,一定要夯实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学出成效,写出佳作。 |